热水洗去浑身的粘腻，舒服得让人想叹气。令年起先还有些紧张，后来恋恋不舍，磨蹭了半晌，听见外头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渐渐停了，天也黑透了，她才摸黑套上衣裳，点起了油灯。略坐了一会，慎年回来了，见地上水洒得淋淋漓漓，令年把彝女送来的衣裳换上了，是白麻布的短褂，撒腿裤，领口和裤边绣满了马樱花，脚上则是一双草编的拖鞋——那件蓝布衫被她踩在脚底下，当成了抹布。

令年脸上红扑扑的，挂着点得意的笑，她把长长的辫子拉到胸前，问他：“二哥，你看我像不像个乡下老婆？”

慎年说：“你今天从牛车上下来的时候，我真以为是个乡下老婆。”他把油灯吹熄，合衣躺在地铺上，就准备睡了。

令年有些失望，只好爬上床。这里不通电，彝兵们习惯天黑就睡觉，可她身陷匪窝，忐忑之余，又有点新奇，半点睡意也没有。望了一会帐顶，她轻轻转个身。对面的烛光把窗纸打得微黄，令年隔着半垂的纱帐，看见慎年头枕着双臂，纹丝不动。

“你这一路怎么来的？”慎年听见她在翻身，问道。

他声音不高，令年趴到床畔，双手托着腮。“有宝菊，他挺细心的。”令年这一下午没听到宝菊的动静，有些担心，她悄声告诉慎年：“我有东西叫他藏在身上。”

慎年留神听她说话，静默了一会，说：“我们过几天就离开红河甸。”

这话有点不容置疑的味道，并不是纯粹的安慰。令年心定了，说声好。人声静了，只有唧唧虫鸣，夏夜的风在窗缝里打着旋，带来一点凉意。对面的灯也熄了，可令年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夜色，能够在那爿阴影里辨认出慎年的眉毛、眼睛。她的声音很轻快，带点怀念，“二哥，咱们这样，好像小时候在溪口。”

慎年好像笑了一下，他说：“你说夏天的时候？”

“是呀，”令年把脸枕在手上，笑道：“咱们才刚回国，你说溪口太热了，非要在水榭里搭一张藤床，晚上就睡在外头。半夜起来解手，迷迷糊糊地乱走，差点掉进湖里。”

慎年道：“明明是你要来凑热闹，睡觉又不老实，把我从藤床上挤下来。”

令年那时候不过四五岁，整天穿着葛纱短褂，她露在外头的小胳膊小腿都是沁凉的，滑滑的，慎年嫌她挤，可被迫把她的胳膊腿揽在怀里时，又觉得很舒服——唯独有一点不好，于太太自幼就不舍得给她剪头发，小小的一个人儿，长了那么多头发，真是“三千烦恼丝“，慎年稍微动一下，就要扯到她头发，后来不耐烦了，说：“小妹，我给你把头发绞成我这样吧，凉快极了。”

令年是二哥的忠实拥趸，满口答应：“那你给我绞吧。”

慎年拿起剪子吓唬了她几下，又下不去手了——他想，小妹剪成秃头，大概也没这么好看了。他只好哄她：“那你别挤在这里，小心蚊子叮你。”

令年扒着藤床不肯走，半夜时，她被蚊子叮得浑身肿包，连脸颊上都鼓出个又红又亮的大疙瘩，被于太太领走，喷了浑身的蚊子水，熏得人远远就要捂住鼻子。等慎年稍微大一点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在同一张床上挤过了。

令年心想：红河甸的蚊子恐怕更多，更毒，忙把纱帐拢了起来。这一瞥，见慎年转了过来，面朝着她。令年抱膝坐在床上，说：“唉，真奇怪，咱们在一起时，蚊子总是叮我一个。”

慎年知道蚊子为什么只爱叮她，“大概因为你的血是热乎乎，甜丝丝的。”

令年冲他龇牙，“好像你尝过似的。”

慎年道：“你见过我这么大的蚊子吗？”

令年嬉笑一声，下颌抵在膝头上想了一会，她把心底的疑问说出来：“二哥，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你不想跟童秀生做这个生意。”

“我不是不想做这个生意，只是不想跟童秀生做。”慎年道，“童秀生这个人，贪得无厌，又和杨金奎勾结到了一起，我跟他们两个参股，不是自找死路吗？怕会被嚼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令年抬起头，有些紧张，“你来云南这件事，没有事先告诉大哥吗？”

“没有，”慎年道，“别让妈和大哥知道。”

“大哥在衙门里当差，总会知道的。”

“到时候再说。”慎年声音很沉。

令年答应了，心却揪了起来。钱庄上的生意恐怕很艰难，以至于慎年一个留洋回来的学生，要铤而走险，和童秀生、杨金奎这样的亡命之徒做走私鸦片的买卖。她怔怔地看着他——时隔几年，他回到家，总是这样随和平静，让她相信，当年那些风波，只是她的臆想。可这会，蛰伏在心底的阴影又悄然升起，窥伺着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