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学的父亲是个村医。

陈家专门开辟了一间屋子看诊，那屋里几面墙上的柜子和木架上都放的中药材，满屋浓郁的药味儿。

因为听说陈大夫医术还不错，后来有次我还去请过他给我奶奶治支气管炎。

我奶常年呼吸就像在喘粗气，喉咙里发出拉破风箱一样的粗粝的声音。

那天我吃了午饭就出发，一个人徒步穿越几个村儿去请人。很不巧，陈大夫出诊了，我直等到晚上九点多他才回来。他人很好，不管那会儿夜已深，简单问了下我奶的情况后，立刻收拾了些可能需要用到的西药，背上药箱就跟我走。走到半道，碰上爷爷和大伯拿着手电筒找过来。他们不知道陈大夫家，是一路打问过来的。

我去请大夫的事情只给奶奶打了声招呼就走了，结果半夜都还没回家，爷爷差点没急死，狠狠把奶奶骂了顿，家里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我倒没想多的，也一点儿不怕。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陈家，只知道他在什麽村，然后非要在人家里等，从中午等到晚上九点，很执着，就想给奶奶一定要好大夫请到。

陈同学得知我们是马鞍村村小转过来的，说，噢，马鞍村小学？我知道！我们村那个得了羊癫疯的男的就在你们村小教书嘛。

我们立刻问：“是不是姓周？”

“对的，是姓周。”

“那就是我们的周老师诶！”

其实问姓氏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那儿十里八乡也就他一个得那个病。所以当年他第一次发病，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离开了马鞍村小后我们越发怀念周老师，他严格的教育模式已开始让我们尝到甜头——我们几个中途转过来的插班生在班里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全拜周老师的竹篾块所赐。

新学校不流行打手板心了，它流行罚站——到乒乒球台上去站一节课，流行抄作业，或是一个人做大扫除。这太软乎了。

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棍儿出好人。

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我们几个自然要向那同学打听周老师的近况，他家住哪儿？他家里都有些什麽人？他的病好些了吗？

“应该好些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大半年没来找我爸抓药了。”然后陈同学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和语气，撇着嘴告诉我们：“你们周老师结婚了，晓得吧？就今年三月份结的婚。”

我们几个登时就愣住了，无声地相视一眼。

大伙心里都隐秘地浮出同一个想法——周老师他那个病，竟然还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我敢肯定，这个想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有。

这个想法真是罪过。

我们就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但能及时认识到错误并立刻改正，善莫大焉。因为我们几乎是在愣过之后，都不约而同为得知周老师结婚了而表现得非常开心。

当然我们知道这份开心那麽心虚，越开心，越心虚。它是有作用的，要来消除掩盖我们心里不该有的那种可恶的负罪想法。

这还不够。不知谁起的意，说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周老师家，送去迟到的恭喜祝贺吧。

其余的人立刻附和。

我们六个半大孩子，我和堂姐、六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和四队的两个男孩子，六个人都是第一次干这种“大事”，很严肃，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坐在膝盖高的胡豆丛下，各抒己见，热烈地商讨着该给周老师送什麽新婚礼物好。

凑钱买不可能。那年代大人的兜里都没几块钱。

往往要用大钱的时候，好比我们每年开学，大约都要交十多二十块钱的学杂费，这就是个大钱。为了凑足钱，每到开学前，大人们就要集体赶一次集，卖米卖粮食卖家里地里收获的菜蔬、水果、禽蛋……凡事能卖钱的都行。就这样才能得来几个钱给我们交学杂费。何况给我们零花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也不可能向大人要这个钱。我们只想悄悄干这个事情。如果告诉大人，事情就变複杂了。一来，都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二来，因为周老师结婚已经结过了，当时他又没广发结婚请帖，这只是事后我们想给与的恭贺。三来，在那时候的农村，要很亲近的亲戚，才会在别人并不喊吃席的时候仍会送礼物过去。

我们猜测大人们大概率是不愿同意这桩不划算的“破费”之举，所以，我们只想要悄悄干成这件“大事”。

并且，礼物最好是现成的东西，不用再花钱买的，价值合适的。

贵重的我们出不起，只能想一些便宜又体面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