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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8)

作者:马伯庸 阅读记录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複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準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産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麽,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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