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麽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是什麽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啓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麽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麽。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麽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麽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

逮捕令是这麽写的：“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毋得迟违。”

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麽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太不讲道理。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时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

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似乎有什麽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

军户历代都得当兵，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自成体系。地方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必须知会卫所。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卫的协助下，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据，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麽，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