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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7)

作者:马伯庸 阅读记录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麽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麽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麽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衆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麽“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麽,“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麽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麽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着,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産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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