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居然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什麽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至于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用草木灰足够了，哪儿用得了那麽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麽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準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无不眼皮一跳。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兇悍。一百名矿工，战斗力恐怕相当于千人的地方团练。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这些矿工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府从金衢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徽州府借兵这事，还牵涉另外一起公案，请看《徽州丝绢案始末》。）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只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听闻。

这麽一说，龙脉安危不只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感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麽一个理由，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没有立刻从谏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衆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準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