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学大多来自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书惯用的擡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啓元、大理寺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等，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而这个廪增附生，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朱元璋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变，怎麽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作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仔。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麽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

用这麽一个典故，便把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産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麽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蹚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複：“合帖生员程世法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大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衆？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