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産。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作“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衆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沖期。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準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範围：从船槽岭顶东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西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龙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图二·2 《县治学宫来龙总图》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力，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麽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麽解决？总不能坐守石灰宝藏，去外地另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範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麽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彙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複联合署名。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複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来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虑……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