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们莫名其妙地穿着典礼西装，拿着毕业证书就去了三得利的山崎蒸馏所。上学时好多次说着要去看看的，总是没能去成，所以这次怎么也得去一回。走出车站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倾盆的雷雨。特别害怕打雷的他死死护着肚脐[1]四处逃窜，淋成了落汤鸡，连毕业证书也遭了秧。我们在山崎蒸馏所买了小瓶的山崎威士忌，并约定在彼此迎来四十岁时再喝。到时候，我们会一边痛饮山崎酒，一边对“四十仍惑”的自己一笑了之。我们为人生埋下了如此雄壮的伏笔。

接着我们分别了。我回到了京都，而他去了大阪。

给予我决定性影响，又创造出独一无二之“我”的人究竟是谁呢？毋庸置疑，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因此，可以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从那之后又过去了两年半，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找了工作，继续住在京都，时不时会写些文章。那么他怎样了呢？他当了两年孤高的上班族之后，从银行辞职，如今又回到了校园，在法学研究生院如同恶鬼般地刻苦用功。所以我们现在依旧时常一起吃饭。

我也依旧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小说宝石》临时增刊2005年10月号）

[1]日本有打雷时要护住肚脐的民间习俗。——译者注。

致歉文

现今我人生的主战场就在书桌上。

离开书桌的日常事务都如同在客场作战。打扫房间、做饭洗涤、上班、恋爱、工作、酒桌礼节、与编辑磋商，一切都无法随心所欲。有一些人或许能在客场作战中取胜，并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却避之不及。一离开书桌，我的身体就变得僵硬，头脑无法正常运转，事务处理能力不知会消失到哪里去。因此我会发生各种故障现象。如果开始为这些小事一一道歉，那就没完没了了，最终一定会像伟大先贤所写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一样，从此钻牛角尖。所以我不会为日常生活中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道歉，反而要傲然处之。

那么在我的主战场——书桌上，就没有任何可道歉的事了吗？

非也。

我在书桌上也有许多该道歉的时候。其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对不起，我说谎了”。写小说这种古怪书籍的人中，恐怕不存在敢于向天地神明发誓“我没干过”的。不过我却总是在书中撒谎。

因为我把陈腐大学生主角在陈腐大学时代的故事写成了小说，读者往往会产生误会：“书里那个古板妄想家兼纯情大学生应该就是森见登美彦本人吧？”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没这回事。我非但不古板，还挺会变通的。我不会蔑视他人，也没那么沉溺于妄想。大学时期我只是窝在四叠半房间里而已，一次都没发过狂。我特别喜欢圣诞节，会数着手指头等着那一天。受不受异性欢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事。再说我早就不住四叠半房间了。我那铺着波斯绒毯的宽阔书斋中广罗古今名著，头顶上挂着掉下来立即能把我砸死的豪华大吊灯，令我每日心惊胆战。别以为我一年到头都不收拾床铺，其实我睡在日本老派成功人士那种三层的柔软床铺上。我一只手拿着每日源源不断收到的女读者来信，另一只手往嘴里送一口红酒，欣赏着京都的夜景。兴起之时，我会在平安夜跟黑发美女卿卿我我，像藤原道长一样穷奢极欲。正所谓“如月满无缺”[1]啊！著作才区区四册，他就已经忘光了初心。简直丢人现眼！

我想为自己落得这步田地而致歉。

而我还会在小说中继续撒谎。

我为什么成了这种人呢？起因恐怕是幼年时期的痛苦体验吧。在那个炎炎夏日，小学的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装在书包里的酸奶爆炸了。那段惊恐的记忆扭曲了我的本性，最终让我沦落为大骗子。一定是这样没错。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又在这篇短文里撒谎了，我想为此而致歉。

而且，我还要为这段毫无诚意的致歉而致歉。

（《hon-nin》2007年3月号）

[1]藤原道长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掌握了极大的权势，曾写下和歌“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茂吕美耶译）来形容自己的荣华富贵。——译者注。

姑且写下去

先要有个截稿日，我会把过去写下的笔记都翻一遍，然后尝试写下新片段，接着无所适从。喝咖啡，抽烟，截稿日迫近，姑且先写一点。

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写小说时，有条绝对不变的唯一方针，那就是“姑且写下去”。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找不出别的方式来形容。由于世上有截稿日的规则存在，基本上都会自动发展到这一步。

当然，我也没法儿从零开始“姑且写下去”，只好依赖笔记。我会把浮现在脑海的碎片胡乱记下，双臂抱胸审视，思考如何高效率地将其写成故事。这就好比三题噺[1]，顺利的话就能找到连接碎片与碎片的丝线。主题未定，文笔先行。此时还不存在什么主旨。有时候写到最后都不存在主旨。

如果去思考文章的走向，心里就会没底，我只敢盯着眼前的文字，只考虑下一句怎么写。说得极端一点，相比故事将如何发展，我更关注眼前即将诞生的下一句话。隔天再动笔的时候，我会从头读一遍，对细微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去想下一句。我淡然地重复着如此机械化的工序。这种写法很耗时间，也没法儿保证能够在预定的地点着陆。可我就是没法儿一气呵成地写完。

有时不论事先备好了多少笔记也写不出文章来，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我一整天都躲在房间面对书桌并非因为精神有多么集中，而是因为不面对书桌动笔写字就无法集中精神。所以我很羡慕那些能在电车或咖啡厅写作与创作构思的人。我在电车里会睡着，在咖啡厅里光是喝咖啡抽烟，根本集中不了精神。

我愈发觉得能够绵密地组织构思的人都很厉害。严密地说，我是觉得在构思阶段能加上不少好点子的人很厉害。我写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想明白就写了起来。哪怕我想在构思上下点功夫，也写不出令人惊叹的创意、绚烂华丽的意象或是出人意表的故事情节。我是个平凡到极点的人，作为引子写下的笔记也不甚出彩。有趣的地方大多是写着写着发现的。

在书写的过程中，很多自己从未想过的点子会忽地冒出来，也会发现碎片与碎片之间意想不到的关系。有时输入法切换汉字出错都能给我启发。我会抓住它们来丰富行文。假如首尾不合逻辑就重写前面的部分，或是换上一段文字。在书写的过程中，原本作为参考来开启小说创作的笔记甚至也会弃用。

小说的优点就在于仅靠文章就能完成，况且体裁十分灵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绝对重要的特点。所以我才可以这边改改，那边改改，添油加醋，删删减减，在进行各种摸索的同时，一点点靠近完成状态。如果不这么做，我就没法儿创作出东西来了。

话是这么说，可当我写完之后，便会觉得故事在我的笔下必然会走向那样的结局，一切尽在预料之中。写的时候感觉一寸之外皆是黑暗，把文字一个个码上去让我费尽苦心。完成时倒也有一些“写完了”的满足感，但这份喜悦很快会化作茫然，搞不清文章究竟是否有趣。之后就交给编辑们来判断吧。

（《新刊NEWS》2007年10月号）

[1]由落语家三笑亭可乐创造的一种落语，由观客出任意三个主题，落语家即兴编成一出落语。——译者注。

这篇文章不打草稿

这篇文章我要不打草稿地写完。

我如此下定决心。

池内纪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了卡夫卡的笔记本。据说卡夫卡从不写小说构思笔记一类的东西，就躲在小小的工作室里，不打草稿地往笔记本上写文章。如果写了一些觉得不对劲，就立刻用线画掉，再写别的。如果有了“手感”，就会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