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燕比较喜欢这后一种可能，觉得这样就可以使黄海避免犯一个终生大错，但她又想，如果连“五花ròu”这样的人都嫌弃黄海长得丑了，那对他的打击不是太大了吗？

总而言之，这事是太离奇了，使她急于知道事情的进展。但黄海第二天一天都没来跟她联系，她除了上课，其它时间都是呆在寝室里，连打饭都是很快地来去，生怕错过了他的电话，但她们楼的门房一直没来叫她听电话。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多了，还没接到黄海的电话，她有点不安了，不知道是不是门房故意不来叫她听电话的，或者是在楼下叫了，但她没听见。

她跑到楼下门房那里去问了一下，门房说绝对没人打电话来找她，说得那么肯定，又那么诚恳，使她不得不相信。她怏怏地回到楼上寝室里，胡思乱想了一阵才睡着。

接下来的两天，她仍然在等黄海的消息，但他仍然没打电话来。她有点着急起来，会不会采访出了问题？黄海说过，这种采访调查一般是不受人欢迎的，既然他想揭露煤矿领导的疏忽失职，糙菅人命，那煤矿会放过他？那天那司机的态度就很不好，没把他们送到采访地点就让他们下车，后来又不来接他们，也许那司机是得了钢厂领导的旨意，故意这样干的？也许钢厂跟煤矿方面勾结起来，派人把黄海暗算了？

她打了个寒噤，但马上就觉得自己有点想入非非了，搞得跟电影或者小说的情节似的，现实生活哪里会有这么戏剧化？即便有，也不会被她碰上。很可能黄海就是她猜的那样，以为自己是个名校生，了不起，以为她这个破校生一定会喜欢他，而他生怕牵连上了，于是在自以为看出了端倪的时候就跑掉了。

最后，担心还是战胜了面子，她跑到楼下门房那里借电话用，往黄海给她的招待所号码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好像是招待所总机，问她要接哪个房间，她说了黄海的房间，总机帮她接通了，但听电话的不是黄海，而是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她一听就慌了，连忙挂了电话。

现在她更担心了，是不是黄海已经被人暗算了？还是被人软禁起来了？或者是知道有人要暗算他，就躲起来了？

艾米：至死不渝（8） 2007-09-03 06:12:16

一想到黄海可能被人暗算了，石燕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事，她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务形像，头上戴个鸭舌帽，鼻梁上架付墨镜，手指间夹着一支烟，跟踪在黄海身后，一直跟到离“五花ròu”那破烂工棚不远的地方，确定四周无人可以作证了，那特务就把烟头朝地上一扔，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捻碎，然后就掏出枪，对准黄海砰砰几枪。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发凉，只好安慰自己：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有国民党特务，怎么还会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争论说：和平时期就没人搞暗算了？难道暗算是国民党特务的专利？她想起她爸爸说过，“特务”其实就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哪个党都有“特殊任务”，所以都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就都有“特务”。即便我们党真的没特务，但煤矿领导就不兴培养几个特务了？

现在她连自身的安全也担心起来了，如果煤矿领导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出去，恐怕会连她也一同捎上，因为她也参与了这次采访，虽然她根本没看见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矿领导那伙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还不是以为她既然也去了“五花ròu”家，肯定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觉得自己真是冤枉，一点都不知情，却被人当作“知情人”来暗算，她恨不得提着个锣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没看过‘五花ròu’的底稿，我不知道矿难是不是煤矿领导的责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矿领导那里去说自己不知情？那煤矿领导会不会认为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说去，这都怪黄海，千里迢迢的，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惹这个麻烦？但她马上想到这事还是她自己挑起来的，如果她不在信里描述 D 市煤矿工人和钢厂工人的恶劣生活环境，黄海怎么会想起跑这里来采访？

这下糟了，钢厂和煤矿的领导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线索的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整治她一下，可能碍于她住在师院宿舍里，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让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连课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课，就呆在寝室里。

但她在寝室只呆了一节课，就决定还是去上课，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人呆在寝室里更危险，如果有个人潜入她们寝室楼，躲在厕所里，或者就躲在她们寝室里，等别人都上课去了，那人跳出来杀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吗？她武断地认为那个杀手一定是一个男人，于是就更加惊慌，怕他不仅要杀她，还会污rǔ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杀了她，说不定死后还会被人当作英雄纪念，至少算个无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还被那人污rǔ了，那传扬出去，英雄就没得当了（你见过哪个女英雄被人污rǔ了的？），不光她脸上没光，连她家里人脸上都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