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崔筱还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以前在造船厂大院里认识的叔叔阿姨，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么个人，却从没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直到研讨会的最后一天，第一份相关的证据终于出现了。

一位崔筱联系过的阿姨打电话给她，说她那天去档案室，想起崔筱问她的事情就翻了翻厂史，结果真在历任厂领导的名录中找到了王修平这个人。他在1950年到1970年间担任造船厂的技术主任，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崔筱把这件事告诉伊万，显得比伊万还高兴。是了，她之前怎么忘了造船厂的档案室！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伊万还会在上海多待一天，周日才搭飞机回哈尔滨。她问伊万要不要去造船厂看看，她可以拜托管档案室的阿姨给他们开门，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他们一早就出发，十点多到了造船厂。伊万看着崭新的办公楼和厂房，不禁又是一阵感慨。这世界什么都在变，只有他仍然活在过去。

管档案室的吴阿姨抱了一摞文件夹放在桌子上，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资料。她把手按在那叠文件上，碎碎地叮嘱二人：“东西看了要放回原处，一页页都夹回去，晓得伐？勿要弄乱了！”崔筱再三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弄坏东西，吴阿姨才把手拿开，让他们自己看。

伊万在那里翻看文件，崔筱便站在一旁和吴阿姨闲聊。

“长远伐见，侬好伐？”吴阿姨说，“听人道侬姆妈也下岗了，噶额？”

崔筱叹了口气，说：“是额，伊拉纺织厂去年倒闭了。”

他们聊起造船厂几年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批工人在那时候下岗了，包括崔筱的父亲。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是一个个小社会，国企的人是社会上顶光荣的，生老病死都有单位照顾。这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出去也受人尊敬。谁能想到会在中年的时候突然下岗呢？崔筱的父亲好歹有点手艺。他买断了工龄，自己做管道工，后来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五金店，专卖装修器材。

崔筱的母亲则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去年倒闭后也下岗了，还好有父亲的一点收入支撑家庭。

下岗的船厂工人们，有人出去赚了大钱，有人打零工勉强度日，也有人把钱赌光又欠下一屁股债。崔筱和吴阿姨聊着过去认识的那些人的近况。突然吴阿姨瞪起眼睛，用手指着伊万，边叫嚷着边走过去：“说了要小心！侬做甚？！眼泪水勿要抹上去！”

崔筱转头一看，才发现伊万在擦眼泪，赶紧过去看是怎么了。她看到伊万面前摆着一张剪报，上面的文章报道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时候上海组织的群众游行。其中一张配图正是造船厂的游行方队，怀抱鲜花、高举旗帜。画面中央的青年留着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小辫，尽管印得不清晰，但能看出来他正扭头向后看。这是在看谁呢？

崔筱疑惑地看着伊万，对方哭得不能自已。怎么了，这张报纸怎么了？

吴阿姨赶紧把文件收好移开，无奈地叹气道：“老人家，侬哭啥？”

……

两人一无所获地离开了造船厂，没有找到关于王耀一家之后去向的线索。不过在伊万的再三要求之下，吴阿姨同意把那版剪报给他复印一份，伊万则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任凭崔筱怎么问，伊万也不肯说那张报纸怎么了——那就算了吧。无论如何，她试图帮伊万找到过去挚友的努力看来是要落空了。

中午伊万要请崔筱去吃她喜欢的肯德基，崔筱当然不肯，但伊万一直坚持，他们最后还是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肯德基。伊万给崔筱点了一大份套餐，只给自己点了一个汉堡——他至今还是不习惯这种美式快餐。

崔筱边啃鸡翅边说：“教授，您也别难过了。您给我留个地址吧，我再帮您打听打听，要是有消息了我给您写信。”

她没想到的是，下午吴阿姨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宿管阿姨在楼下喊她去听电话，她趿着拖鞋、穿着单衫跑下去。“小囡，我想起个事情——侬可勿要帮那老人找了！”她听到吴阿姨在电话那头这么开场。

在上海潮湿闷热的午后，她站在宿管阿姨小小的值班间里，把话筒紧紧贴在耳边，惊讶地张着嘴，听吴阿姨说起一段往事和一个猜测。

吴阿姨1975年进了造船厂，办公处的年轻女孩都爱叽叽喳喳地嚼舌根。她想起来，那时候曾经听说原来有个厂领导，他唯一的儿子是兔子——啊，也就是同性恋，喜欢男人那种——被抓起来示众。这个领导后来就跳楼了，喏，就从厂里最高那栋楼上跳下来的，可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