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上海，但机缘巧合还是把他再次带到了这里。他在1998年受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原本是在东南大学，但由于一系列协调上的问题，临时改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不便临时推拒，他还是来了。

五月初并不是来上海的好时候，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伊万才意识到这一点。上海以法国梧桐的细绒欢迎了他，简而言之他花粉过敏了。尽管伊万在哈尔滨也每年都过敏，但北方的花粉季和春天一样姗姗来迟，他要到五月底才需全副武装。

缺乏准备让他的上海之行一开始便遭遇了滑铁卢，却也成了他和崔筱熟悉起来的第一个契机。

崔筱是系学生会组织部的副部长，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又正好是她的导师，她自然忙前忙后出力许多。得知伊万花粉过敏后，她当天下午就去买了抗敏药和口罩，又向实验室要了一副护目镜，一并给伊万送来。平时开会都在室内，只要路上做好防护就没问题。

抗敏药简直是救了伊万一命，他对此万分感激。直到崔筱离开，他才注意到崔筱拿来的白色布袋。等他看清上面印着蓝色徽标和公司名，他像是遭了雷一般定在那里动弹不得——江南造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时隔三十八年又这样生动地出现在他面前。

伊万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伸手抚摸袋子上的徽标——从前是没有这个徽标的，厂名好像也长得不一样了…对了，那时候用的是繁体字。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的造船厂。

阳光慢慢变成艳红色，然后隐没到地平线下，但伊万只是坐在那里。像是一封三十八年前寄出的信件颠沛流离终于送到了目的地，所有以为忘记却从来没能真正忘记的事情漫上他的心头。

过敏的时候他不去厂里，王耀来家里陪他，要是无事他们便一起在书房里看书或闲聊。有一次王耀说他平常吃饭太不讲究，忙了一个下午要给他做饭。结果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他那天晚上就发了哮喘，王耀觉得是他的错，急得哭了起来。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这一切都是假的吗？你曾经爱过我吗？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为你对我做的事情感到过歉疚吗？

他用布满皱纹的双手将布袋上的皱褶抚平，凝视着“江南造船”四个字。

过往找上了他。

2

伊万问崔筱袋子的来历时，崔筱似乎很惊讶。“我随手拿的，”她说，“我爸爸原来是造船厂的工人，我家这种袋子好多。”

伊万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问崔筱：“你原本住在造船厂的职工宿舍？”

崔筱点了点头。

伊万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问崔筱：“那么你认识一个叫王耀的人吗？他也住在造船厂。他父亲叫王修平，原来是造船厂的技术主任。” 他意识到他离王耀竟是如此之近。

崔筱歪着脑袋想了想，“王修平…”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不记得有这位技术主任呀。”

伊万突然明白过来，那确实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噢，很早了。”他说，“1960年，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吧？”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从他离开起可过了快四十年！他们也许早去了其他单位，家也搬到别的地方。但他还是不死心地问崔筱，“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吗？…好吧。那你能替我问问你的父亲吗，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崔筱好奇地问伊万这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的消息。

伊万愣了一下，露出苦涩的微笑。该怎么说呢？他告诉崔筱，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作为援华专家来到江南造船厂：“王耀是我的翻译、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自从离开之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崔筱爽快地答应替伊万问。她晚上给家里打电话，第二天就告诉伊万，说她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她说：“爸爸73年进的造船厂，或许那时候他们就不在厂里了。”

她看到伊万听到这个消息便呆呆地愣住了，长叹一口气，说谢谢她帮他问。看到这位老人失落的表情，崔筱感到于心不忍。“除了造船厂，您还知道他的其他信息吗？”她问伊万，“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伊万想起王耀原来在复旦大学俄文系当讲师，于是崔筱又托在复旦大学的高中同学去俄文系问有没有叫“王耀”的讲师或者教授，也还是没有。后来又找到了俄文系创系以来所有教授的名录，也没有王耀——讲师是不在名单上的，可知后来王耀并没有在这里当上教授。

伊万已经灰心丧气。确实是过了太久了，过去的痕迹像海滩上的脚印，很快被浪冲走。王耀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岁月中，再找不到了——噢或许，难道说从来就没有王耀这么一个人。伊万如何能证明王耀确实存在过，任何东西？不，什么都不剩了，所有和王耀有关的东西都被烧成灰烬，他把中苏友谊纪念章卖给一位年轻的美国收藏家。这一切除了存在他的回忆中，还存在于哪里呢？只剩下一段回忆，此外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