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略对他的认识是受到他哥哥马伯韬的严重影响的。当年他们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供职。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并不经常。但是，他的行为方式、独立思想和坚定意志却给马伯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他们宣传部一帮「文人」茶余饭后议论时局，分析军事斗争形势的时候，话不是很多却观点奇特的他总能给大家与众不同的分析和判断。

更要命的是，他对形势，主要是军事形势的分析事后总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时甚至是精确的，好像他本人就是一些重大战事的总策划似的。

而马伯略在上海学习的时候，只要到哥哥那里去，马伯韬几乎每次都要同他谈起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

日子久了，马伯略自己也不知道是把他当成良师益友了，还是当成战略对手了。

真正对马伯略的认识产生冲击的是两方面的事情。

一方面的冲击是军事上的。

遵义会议之后，从国军系统内部的通报看，红军似乎是有些强弩之末的感觉了。

但是，每到生死关头，毛泽东总是有办法让他和他的队伍转危为安。

这些年，马伯略名为师长，其实只是一个地方的绥靖司令，是不可能以主力和嫡系的身份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的，平时的行动主要是和一些流寇、地方恶势力周旋。

不过，马伯略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军人，虽然自己的队伍不能参与像样的大战役，只要有大的战事发生，他总是要认真研究交战双方的排兵布阵、调兵遣将和胜负关系。

如果说马伯略对他早期的用兵是感到新奇的话，对后来红军能在十倍于己的国军正规军的围追堵截中左突右冲、游刃有余，马伯略简直对他的军事才能佩服地五体投地了。

从那之后，他把研究他的基本出发点由战役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战术层次，也从关注和研究他个人的思想转变到关注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了。

真正使马伯略转变的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瓦窑堡会议和全面抗战初期的洛川会议。

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在这之前的「华北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和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这让作为国军中高级军官的马伯略痛苦异常，他清楚自己只是个绥靖司令，只是个画地为牢的地方军头，他也想在夹缝中求生存。

当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时候，他隐约看到了带上梁州的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线的可能性。

当广播里传来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时，特别是当听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时，他知道是时候做些具体的、有影响的工作了。

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后不久，忧国忧民、夜不能寐的马伯略抱定必死的信念向他的顶头上司西北绥靖司令提出了《抗日建议书》。

建议书并不是很长。但是，他却反复起草、修改了一个多月。

起草过程中，他除了仔细斟酌自己的真实想法之外，还反复研究了「北上抗日」口号以来的所有重要决议和倡议，并且当面征求了糜海仓的意见。

关于听取糜传家、糜腊佳和钟远山的意见问题，他和糜海仓商量后，是以糜海仓如何做马伯略的工作、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由糜海仓出面和几个年轻人商谈的。

当然，认为可取的内容，也以马伯略的口吻在建议书中得到了体现。

这种一念之差可能人头落地的建议书，当然是不能邮寄的，那怕是国军内部的通信方式，他也认为不一定可靠。

马伯略为此专门跑了一趟西安。

作为梁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马伯略去见自己的顶头上司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事先马伯略还是以各种借口，请主任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支走了，这让绥靖主任觉察到了事情的不同寻常。

马伯略边左顾右盼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他斟酌了一个多月的《抗战建议书》呈了上去。

主任一边读着一边不时地抬头看看马伯略，他尽量控制着不让自己的脸上表现出特定的表情。

但是，将军的内心里还是充满震惊的。他素来知道自己的这个部下同情劳苦大众，只是他今天才更进一步看到马伯略的家国情怀和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