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司徒玥没有去那张表上的任何一所学校。

她去了云南一所二本师范，距离他近三千公里。

那时他想，在司徒玥的心里，不是爱情不重要，而是重要的东西里，没有他。

他多么恨司徒玥，最后还是不要他了。

后记

飞越疯人院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处于一段心理即将崩溃的时期。

那一段时间里，常听我的编辑提起的，就是“市场”两个字。

我其实能理解，只是有时候理解，和能做到，是两码事。

我时常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

想写一个构思巧妙，情节有趣，开篇就是高潮、处处都是爽点，能让读者喜欢的好故事。

可这样的故事，一定会面临着“假大空”的致命问题。

当然也会有人说，看故事就是要看天马行空，可我始终觉得，不扎根于现实土壤的东西，写出来会很空洞，也就是让读者没有共鸣感。

当时我的重心放在一本仙侠上，《山月》只是我随手写的，一开始甚至没想着要把它写完，只是写到哪里算哪里。

可随着时间推移，我从二月的寒假，写到五一小长假，近三个月时间，重心却逐渐移到了《山月》上。

故事里的情节越写越多，人物越写越活，仿佛他们就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有时他们围成一圈儿，看着我深夜写文，说不定还会阻止一句：不对！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真惊悚。

其实仔细想想，我越写越投入，大概是因为，我在故事里，投射了一部分自己的青春。

比如湘中的原型，是我的高中母校，很多人物，都综合了我、我朋友身上的特质。最重要的是，在文里，我替自己圆了一个梦想。

我的高三生活，是完全空白的。

高中我念的是本地最好的中学，高升学率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必定是高竞争、高压力的一所学校。

高中三年，我一直是重点班的学生，其中的压力更不用说了。

前两年半，也可以说直到高三下学期以前，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保持在年级前十。

直到百日誓师后，状况急转直下，我发现自己看不进去书了。

因为会走神。

最害怕的就是自习课，那意味着要时刻跟自己奔逸的思维做斗争，直到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

后来我在湘雅精卫实习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高三的姑娘，被爸妈带着来看病。

她也有着和我那时一样的困扰，精力不集中，上课、自习老走神。

其实她和诊室其他来访者一比，问题要轻微得多。

那些来访者大多有着程度不等的强迫症、双相障碍，或是精神分裂，有些人妄想症状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而且还存在幻听、幻视的症状。

但这个姑娘哭得却比任何来访者都要厉害。

因为不管病症轻重如何，她的心里痛苦程度是一样的，甚至远超出去。

我坐在一旁，听着她边哭边说，自己那些愧疚、痛苦，对高考的恐惧，对未来的不确定，听到最后，我几乎要坐不住了。

这不就是从前的我吗？

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原来也会有人在高压之下反复出神，看不进去书？

原来也会有人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就到这儿了？

那时我坐在板凳上，多想站起身，伸出手去，抱一抱那个痛哭流涕的姑娘。

那个姑娘能被自己爸妈领着来看医生，但我那时候只能孤军奋斗，选择的应对方法是逃避。

我沉迷于看小说，逃课不去上学，成天泡在巷子里一家破书馆里，花一块钱，就能看一整天。

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时，心中就是无尽的后悔，发誓第二天要去好好上学。

第二天当然又是泡在了书店。

这样维持了好几天，结果被班主任抓去谈心。

家里对我长久以来就是放养政策，我不去参加高考可能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

这个班主任却异常执着，不停来抓我上学，找到我家和我谈心，发动玩得好的同学来开解我，甚至有一次还骑着他的电动车，兴致勃勃，说要带我兜风。

我当然是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但架不住这个中年老男人的坚持，最后还是迫不得已地上了他电动车的后座，座椅上包裹的人造皮革被太阳烘烤得温度正好，磕个蛋上去直接就能煎熟，我坐在上面，内心煎熬，屁股也煎熬。

现在想来，他具体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些鸡汤文学，或是过来人的一些经验之谈，不提也罢。可是他的长相我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要知道我是个记性多么差的人！），我记得大热的天，他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一脸苦大仇深（他就长那样），敲响我家的铁门，转身时，衣服紧贴着背，全是汗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