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中东路又是东北的一块顽疾，而且其历史形成原因极其漫长复杂。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纵横东北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苏俄中东路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的善于玩弄权术的江先生比起来，宁铮的政治敏感度和有效手段则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江先生最痛恨的，则是一切要取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经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全是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开始，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先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家庄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政界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等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军队，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他不得不先行处理九一八事件，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之事宜，消极姿态已摆个十足十。

“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五天，宁军情报部门截获江先生发给割据胶东的军阀刘儒席的密电：如果日军借机侵略烟台，不得抵抗；这可真是体贴周到到了家了，幸好此刻的关东军还真没这心思：如果日本人截获了这条情报，会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宁军独力抵挡兵力强悍的日本关东军，白白送死？在此时的宁铮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不得不承认，日本关东军战力强大到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发怵，要不然，也不会舍得吐出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大连和旅顺、金州。

“你是要我因为不服从命令，先跟江先生的中央军再来一次‘中原大战’么？你是要把你爷爷留给我们宁家的家底儿都打光么？”

鸿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发出声来，他抿紧了唇角，头却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

宁铮也低下了头。

两张七分相似的男性脸庞，偏偏出现了一样的表情，不得不让人感叹于血缘的神奇。

已就任天津警察局局长的二哥宁铖终于找到时机走过来打圆场，“这个事情，真得从长计议。鸿司啊，你三叔和幕僚们已商量过了，觉得这还是小日本关东军惯用的挑衅手段，咱不能上当；再说了，不是还有国联呢么？”

鸿司将信将疑，宁铮紧皱着眉头看着侄儿，屋里一时寂静无声。

“鸿司，松龄倒是曾出过主意，说要不干脆就牺牲掉几个团，打上一打，以堵国人悠悠之口……可真要如此，这可都是吃我们老宁家饭的亲兵啊。父亲和我，从来不克扣军饷，连这种兵血都不喝，你现在让我下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