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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团团和脉脉含着眼泪收拾犹如狂风过境的家，那边忆莲因那把日本军刀被送进派出所。派出所的专业水准自然非和风细雨或者疾风骤雨的批斗能比，启元、宝瑞，以及两个人的地址，都在忆莲魂不守舍似梦非梦中，被派出所掌握。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前启元得以安全逃离那么多日子，完全是因为卢区长和容斋先生、铭德校长等人手下留情，而若真查起来，很快，启元所在的银行震惊了，原来银行里埋伏了一个阶级敌人和汉奸，想不到平日里不声不响的宋会计另有一付邪恶嘴脸。而宝瑞更受冲击，派出所到他家所在的村里一调查，啊，原来是个落网的国民党士兵。启元还只是被押回老家派出所接受询问，宝瑞则是当即被捉进工厂所在地的派出所。

启元千万次地想家，想妻女们，想不到会是以这种方式回到家乡，见到忆莲。得知忆莲将宝瑞也招供了出去，启元看着坐得远远的忆莲无语了。宝瑞帮了他家那么多，结果他家将宝瑞狠狠拖累，他怎么对得起宝瑞。启元一口咬定这把日本刀是他在上海沪松战役时期冒死救的国民党刘团长送他，宝瑞只是因为当时在上海工作，帮他转交，日本军刀与宝瑞全不相干。而这其实也是事实，一个被启元删减了一些细节的事实，所以他交代得问心无愧，绝无纰漏。而且，以他多年以来对宝瑞的深刻了解，他相信宝瑞绝不可能交代的时候嘴巴不装一道大铁锁。

果然，两个人的证词在并无串供的情况下，契合得严丝密缝。宝瑞沉着冷静地交代，他被万恶的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才不到十四岁，因为他家穷，拿不出钱粮买通保长，被强行抓走。他连枪都扛不稳的时候就冲上沪松战役前线打日本鬼子，后来受伤落在上海，与受伤的刘团长一起被支援抗战的启元收留，三个人就是这么相识的。既然与部队失散，他当然顺势留在上海不走了，也不敢回家，就怕又被抓壮丁。直到抗战结束他才敢回家，想不到还是再次被保长陷害，差点又被抓上战场，原因无非是他中途逃脱万恶的国民党军队，手里没有退出行伍的证明。

市公安局有不少同志是部队转业干部，宝瑞的招供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有点特殊，对于他们而言却很正常，他们在部队里就经常接触到来自国民党军队的战友，宝瑞那样的事听得多了。他们派出两名同志到宝瑞老家一调查，村长笑嘻嘻说果然有此事。解放后不久，原保长曾经招供几件事，其中一事就是保长欺抗战结束后逃回家里的宝瑞拿不出退伍文书，非要抓宝瑞充壮丁去，借此讹了宝瑞不少钱粮，那些钱粮全落到原保长自己口袋里。再加上其余几件事，保长这一招供气得全村村民群情汹涌，都是同一个祖宗出身，保长竟然如此陷害同族人，因此保长狠狠挨了好几场批斗。公安局的同志一听原来确有其事，回去就把宝瑞放了，护送回工厂，跟厂里的治保科说明一下，事情就此了结。

宝瑞吃了点苦头，他在局里的时候什么都不说，出来外面照样什么都不说。没有怨气，没有牢骚，更没有解释。但宝瑞从蛛丝马迹中得出的判断，基本上与启元那儿正在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他回头告诉老三宝祥，启元是个忠厚长者，设法就地帮帮启元。

宝祥其实帮不上忙，被押回家乡的启元承受着一场又一场的疾风骤雨。但启元此时反而踏实了，他不用再风声鹤唳地潜逃了，他见到了妻女们，他还与团团说了几句话，他而且没被枪毙。他还从旧同事的批判中听出他们对他的维护，他心里感到温暖。他还想到，他终于不是上思房的逃兵了，他心安了。他还在台上与启德偷偷说了几句话，启德为没看清形势而贸然回老家后悔得肝肠寸断。启元唯一心寒的是村里人对他的态度，他们控诉他暴力逼租，他从没做过；他们控诉他游手好闲，可他在岛上试种棉花的时候其实一直冲在佃户之前；他们控诉他作威作福，他翻来覆去地想，他不是那种没教养的人……启元最先还企图申辩，可他很快发现，申辩的结果是更猛烈地疾风骤雨。他索性闭上嘴巴，俯首帖耳。他心里明白，他已经失去了故乡。

在台上，他一直可以看见依山而建的晴翠楼，几年不见，原本鳞次栉比的瓦片已经稍有残缺，可他远远地看着，它依然是这么的美。他仿佛还能看见爹爹静静地坐在玻璃房里看书，看那一屋子散发着墨香的书。启元在千百人的怒吼声中独自神游太虚，思想得热泪盈眶。可，家，他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