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下的便是狼嗥声，在那个月光下的雪夜，传得很远……

拉拉肯定是没有爱过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世人眼中邪恶的化身，他在拉拉最稚嫩美好的时代让她饱受了痛苦、屈辱和绝望。但拉拉也曾感到惬意，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这个男人，陪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暖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由此她的心灵浸透了某种谜一样的哀伤和美好。

基督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让拉拉打了一个冷颤。她觉得好是说她。她陷入迷惘。

美丽的拉拉应是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的诗歌，科马罗夫斯基心灵中的某种东西也一度诗歌一样柔软，他轻声低唤“拉拉”，可以一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拉拉，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深入他的心灵。”他感到震惊，感到忧伤。

快发疯的拉拉在圣诞夜开枪射击科马罗夫斯基，也是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射向屈辱、曲解、侮辱的一枪。这是拉拉在荒凉的地带的有力的反抗。

但最终，在那个雪天，科马罗夫斯基把拉拉从日瓦戈身边带走了。并非逃脱厄运，希望的烛光摇曳不定，悲惨的拉拉，一辈子都没有摆脱科马罗夫斯基的纠缠，成了俄国部长的妻子。

至此，拉拉已集女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于一身——同时是情人、妻子(及母亲)和性对象(性诱惑或性施暴)，“这既象征着女性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也象征着俄罗斯民族三种不同的命运。”，这部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的小说，美国人威尔逊把它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实在是颇为精当的。

重遇日瓦戈，日瓦戈已静卧棺材，拉拉只求毫无阻碍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明白：“她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象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们，“被情欲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

雪夜，月光下的狼嗥声，传得很远很远……

2001/11/25日黄昏

被逼视的与被审视的

“一切都会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力量与效用，唯有思想和智慧因其触动人类心弦而超越时代的界限而永久流传。”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高尔基语)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深入探索人的灵魂，以同情心和宽容精神以及他的理解能力，无愧地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因读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而废寝忘食。

若干年前读《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心就被无形的手揪住了。今天，我阅读茨威格的评论家们很少提及的小说《是他吗？》，才发现那只手一直不曾放开，并且揪得更紧——胸中堆积了无形的块垒，被茨威格像烈酒一样浇泼，喷发的浓烈情绪在胸腔内萦绕、冲撞，最终还是堵在那里，沉沉地逼压着我，笼罩着我——我像一个患了绝症的人，不得不寄托与求助于上帝——文字。由文字构架的密码，惟有文字能解开，我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释放自我，我被触摸的和被刺痛的心灵，才能在罅隙中游戈出来，真实地面对茨威格的逼视的力量，从自我内心的审视中，抬起我脆弱的头颅与震惊的双眼，是的，当我开始敲打出这些字句，那只揪住我心灵的手，像一条垂死的蛇，渐渐地柔软了躯体，慢慢地退缩，或者说，被我赶到了另一个角落，盯着我。我在流泪，眼睛却很干燥；我在激动，却面无表情。我知道我不配用“好”或者“喜欢”这么简单地给茨威格的小说一个结论，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写字的方式清理并自我援助。

小说《是他吗》中的“他”是指一条名叫潘托的狗——在德语中的“他”、“他”是同一个词，茨威格用此词布下疑阵，故意引导读者在最初产生错觉——因为主人利林普的娇宠，像王子般骄横、自大、不可一世，在利林普面前以“最伟大的演员完美无缺的表演艺术扮演着东方帕夏的角色。”但当利林普的妻子怀上小生命后，潘托发现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夺走了他的一切，他的地位开始动摇，从前的幸福快乐的王子待遇不复存在，他“周复一周地更加神经错乱，更加备受刺激。他的自尊心不能忍受人们把他这个一家之主如此简单地抛在生活之外，不能容忍人们把他降为次要角色。”这个傲慢的动物不想向前靠拢以唤起主人的记忆，他不愿卑躬屈膝，“迈出和解第一步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他的主人”。于是“他忽然瘸起来了，左后腿像瘫了似的拖着走。”、“他试图进行一次绝食”、“他试图躲藏起来，以吸引别人的注意。”然而这个家里谁也没有注意到潘托，全部人都沉浸在小生命的到来的兴奋之中。当潘托的专制被粉碎，他变瘦了，皮毛不再光泽，走起路来像被鞭打了似的蹑足而行。他在绝望的时候求助于“我”，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茨威格将潘托眼里感人的窘困、哀求与痛苦绝望作了深刻描述，潘托所有的内心活动，通过一双不能说话的眼睛表露出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经历失落、挣扎、困惑、绝望，最终走向丧失理智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