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清上面的名字后，我没有继续保持沉默。

“您选择了希拉克略？”

“这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民主决策也有可能导致集体作恶，希腊人处死了苏格拉底。”

“你不赞同，为什麽？”

“我只是……情感上不能接受。”我停顿了一下，还是共情了威廉大人，“兢兢业业为之奋斗一生，到头来却是功亏一篑。这样的结果对威廉大人来说，不是非常残忍吗？”

“残忍？我不知道你的评价是怎麽来的。威廉老师即使没有成为宗主教，依然是我最信赖的书记长，可以继续处理内政和着书立说。但希拉克略，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留下，他很可能就跑去享受世俗生活了。希拉克略是天生的商人，机会主义者，失去他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大损失。”

“可是，威廉大人会由此留下终身的遗憾。”

“也许吧。但我不该任由私情来干扰判断。”鲍德温一向温和的下垂眼，在银铁面具后面显得有些淩冽，“我选择了当前的最优解，老师会理解的。”

威廉大人是会理解。但依然引以为憾。

宗主教的任免令公布后，希拉克略大人一下子成为了衆矢之的。他在担任大主教时，尚能凭借良好的社交能力维持形象，但一旦成为最高领导人，原先被忽略的争议行为就被放大了，一些政敌开始拿“情妇”和“私生女”来攻击他，甚至和阿格尼斯太后的正常交往也被传成了花边新闻。事情总是这样，正如先前吕西尼昂的莱昂内尔曾有过的经历，政客一旦变得炙手可热，相应的就会在外界舆论中首当其沖。好在威廉大人一向有修养，并没有趁机附和那些无聊的小人话题。

威廉大人虽然没有攻击政敌，但也没有为之辩解，他什麽都没有说，没有跟任何人谈论竞选失利的心情。在他记录东方历史的那两本书里，也没有任何一个段落提起这桩于公于私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但他越不说，越是在乎。没有释然，也没有放下。我很能理解这种想要回避、想要忘却的心情，就好比当年我在泉水谷遭受创痛，后来整整一年想起那个夏天的所见所闻，心头都会産生纠结成团的痛楚。

我又给威廉大人发了好多封信，然后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

依然感到孤独。

虽然我外表看上去像是三四十岁，本质上还是二十多岁的人。在这个年龄段我总是有非常迷茫的时刻，因而需要一个长辈性质的人的引导。威廉大人长期以来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现在他不理我了，我心里産生了难以弥合的缺位感。

某个辗转难眠的秋夜，我恍恍惚惚地站起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熟悉的白色大理石台前，手里的刀片正在滴血。梦醒之后天还没亮，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物。

我当前在做的治疗，和放血疗法又有什麽区别？

每当新的鼓包从皮肤底下凸起——往往出现在旧有的创口附近——我就会拿出针和刀，对此进行预前的“处理”：从薄弱处挑破，挤出里面的脓液和血水，再用纱布和绷带重新包扎。有时我会“放过”一些看起来不太严重的鼓包，仅用草药擦拭，或者顺其自然，寄希望于它们能够停止成长、或者消失。但没有用，那些鼓包长到“成熟”，表面就会变黑变薄，在动作的牵扯下裂开，扯出更大的伤口，流出更多的脓血。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到更多的药物和绷带，甚至需要缝合。我总是选择非常干净的场所进行手术，但严密的防範依然会有风险。这样的手术发生多少次了？十几，二十几次？我不想计数，也不敢计数，鲍德温身上满是难以愈合的伤口，裸露在外的皮肤快被绷带覆盖满了，每次我感觉他的体温些微有些升高，都会害怕到难以入睡。我该怎麽做，怎麽做才会令情况好转？

近来我频繁梦到手术失败，喋血满室。有时候我不是手术的主持者，而是旁观者。有时候我自己躺在台上，等待面目模糊的医生将我切开。这样的噩梦出现多次，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盯着头顶的天花板，等待太阳拖曳着脚步从东方升起。

“医生，昨晚又通宵了？脸色很不好啊，注意身体。”

“啊？哦。”说这话的是近侍马丁，相比另一名近侍埃林，他的病情更重一些，因而与我交流更多。

“当前的药物已经很好了，能让伤口很快结痂。我觉得你应该轻松一点，不要没日没夜地做研究。你要是垮了下来，我们该去求助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