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逐一拆毁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産业的複兴又有多麽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但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麽是学霸，要麽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八股文着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出身余家大族，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自己则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麽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複：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麽时候写过这麽短的回複？又什麽时候写过这麽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被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麽，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六二五，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察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麽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麽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麽事就好，不会做什麽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开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原来他连这麽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三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複。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麽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麽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吗？现在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