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每年国际影视节目展上的成交价格，一集国产剧的海外版权不过 5000 美元左右，甚至低于在国内电视台播出的收入。要是打官司，索赔金额基本也是按照购买价格计算的，单部来看，收益不可能覆盖成本。

这一次，显然也是借了添视案的势头，几家影视公司决定发起集体维权。目的不只为了索赔，主要还是看重未来的市场，不想把海外版权这块蛋糕丢掉，毕竟每年各国总和起来，这一块的损失数以亿计。

于是，传媒娱乐组按地区逐个收集证据，分析案情，最后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委托当地律师发起诉讼，有的只能是外交层面的沟通，至于东南亚几国，又是另一种情况。

涉及盗播的电视频道基本都是面向当地华裔观众的，背后传媒公司的老板也都是华人。

比如越南的这一家，根据初步调查，几个股东还是中国籍身份，只是以跨境投资的形式在那边设立公司，甚至经常往返两边做着其他生意。而且，中国和越南同为《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的缔约国，也就是说有判决互相承认与执行的双边条约，中国法院的判决在越南同样能够得到执行。综合考虑之下，最佳选择还是在中国起诉，诉讼成本低，结果更加可控。

案子由庄明亮主办，言谨协办，也是她负责跟东南亚那边的律所沟通。

起初在“永不为奴”群里说起，还颇受羡慕，实习期里就能遇上这种开创性的案例，而且还是一遇好几个。

结果却是开创性地令人秃头。

事情卡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上——被告方的主体资格认证。

在中国法院起诉境外公司，需要向法院证明那个侵权公司确实存在，正常注册，信息明确。

一般情况下，这只是个事务性的操作，请个律师，到相关政府部门查册调档，拿到该公司的注册信息、存续证明、银行资信之类，办理公证，再到驻当地的中国使领馆认证。

至呈在越南有合作律所，本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事情委托过去，得到的回复却是办不下来。当地政府表示，必须征得企业同意，他们才能出这个证明。

“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庄明亮愣了半晌，而后笑出来，说，“这是要我们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报意思，我想在中国起诉您呢，现在需要办理一个主体资格认证，您配合下给出个同意书呗？人家是傻还是怎么的，会同意这个？那只要他不同意，我就不能告他，这不第 22 条军规吗？”

越南那边的经办律师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姓当地大姓，阮。

阮律师留过学，英文流利，履历漂亮，但主要业务是跨境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项目，整整 FDI、ODI、37 号文什么的。

再加上涉案公司在南部的胡志明市，而阮律师的律所在北部的河内，两地监管政策和实际操作都有不同。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几次给出的法律意见就跟外行在网上搜了现学现卖的差不多。

当时也还没有中国律所过去设分所，只有广西、云南一带有些律师会在那里做边境贸易纠纷，基本也都是调解结案，不会走到诉讼这一步。一时间想要另外再找，只有谷歌上再搜一个，更加不知根底。

“还是得过去个人，”庄明亮想了半天，然后指着蔡天寻，“我有案子开庭，英语口语也不大行，到那里全靠翻译了，小蔡你去。”

蔡天寻为难，说：“我也有案子啊……”

于是还是言谨自觉举手，说：“我去吧。”

庄明亮转头过来看她，一句“你一个女的”，或者“拿实习证的人不要乱讲话”，仿佛已在嘴边。

言谨也看着他，笑说：“河内，胡志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第一大城市。我过去直接联系的也是律所，里面都是律师，男的女的都有，没必要搞那么恐怖吧？”

如果要派个人过去，她确实最合适。

案子是她协办，前期也都是她直接跟阮律师联系，她最清楚情况。

庄明亮当时没再说什么，应该已经跟周其野汇报，只等老板的决定。

有些话在办公室里不太好说，这时候在酒店房间里，又喝到微醺，言谨才敞开了吐槽：“早就框定的报价和工作范围，动不动就说加钱，进度又一点看不见，响应速度完全达不到中国这边的要求。总是客户来问，我再去催他们。

“还说当地也有美国白鞋所的分所，关键是客户出多少钱。又在鄙视我们没钱！而且这种事，白鞋所就能管用吗？

“本来觉得当地律师至少可以起个沟通的作用，结果哈哈，你知道吗？胡志明市和河内一南一北，政策不一样，方言也不一样。那个律师跟那边的政府机关沟通，自己还得另外再找个南方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