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仅仅过去 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彷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 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 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逋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 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〇〇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 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曰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挢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査，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