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余华
说明
这是我去年断断纩续完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里面一些内容引用了我过去散文中的几个片断。今年九月，法国ACTESSUD的法文版是全球首次出版。明年开始，美国和欧洲亚洲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陆续出版。根据美国兰登书屋编辑的建议，我对此书提及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尽管如此，明年九月出版的英文版里的数据仍然可能变得陈旧，因为中国大陆日新月异。
余华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目录
前言/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后记
前言
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说：“神祇编织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几百年以后，中国的先哲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荷马借助神祇置身事外的风度，以叙述者的身分来吟唱世事难测和人间不幸。孟子则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说明忧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反而使人败亡。荷马和孟子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视角出发，以相同的积极和乐观，在我们今天的不幸和忧患里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书兼备上述两种质量，让超然的叙述和真切的人生在这里殊途同归。我也希望在这十个词汇里，能够继承荷马与孟子的积极和乐观。
我要感谢白亚仁教授。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在美国期间，白亚仁邀请我前往波姆那学院(PomonaCollege)讲述当代中国。这位老朋友将我的演讲题目定为“一个作家的中国”，我就是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我们驱车行驶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告诉白亚仁计划写作这本书。白亚仁立即表示愿意承担此书的英文翻译。当我回国后决定自己的写作从十个词汇出发，白亚仁就将书名建议为《十个词汇的中国》。我喜欢这个书名的简洁风格。
很久以前，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朴素的诗句：箭 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只是轻轻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速度。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简明扼要，从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开始叙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琐碎，其实包罗万象，它们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发出自己的鸣叫。日常生活就像广阔的森林一样，恰巧中国有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写作此书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机，起点也是终点。我满载故事的巴士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 隐私的驿站，还要经过一些地名不详之乡，一些故事中途下车，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车，如此上上下下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够在此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的词汇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和非虚构的叙述之路。
如果荷马的超凡脱俗和孟子的切肤之痛影响了我走向目标的步伐，我会感激。
人民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 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 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 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
“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 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〇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任务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余华
说明
这是我去年断断纩续完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里面一些内容引用了我过去散文中的几个片断。今年九月，法国ACTESSUD的法文版是全球首次出版。明年开始，美国和欧洲亚洲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陆续出版。根据美国兰登书屋编辑的建议，我对此书提及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尽管如此，明年九月出版的英文版里的数据仍然可能变得陈旧，因为中国大陆日新月异。
余华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目录
前言/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后记
前言
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说：“神祇编织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几百年以后，中国的先哲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荷马借助神祇置身事外的风度，以叙述者的身分来吟唱世事难测和人间不幸。孟子则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说明忧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反而使人败亡。荷马和孟子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视角出发，以相同的积极和乐观，在我们今天的不幸和忧患里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书兼备上述两种质量，让超然的叙述和真切的人生在这里殊途同归。我也希望在这十个词汇里，能够继承荷马与孟子的积极和乐观。
我要感谢白亚仁教授。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在美国期间，白亚仁邀请我前往波姆那学院(PomonaCollege)讲述当代中国。这位老朋友将我的演讲题目定为“一个作家的中国”，我就是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我们驱车行驶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告诉白亚仁计划写作这本书。白亚仁立即表示愿意承担此书的英文翻译。当我回国后决定自己的写作从十个词汇出发，白亚仁就将书名建议为《十个词汇的中国》。我喜欢这个书名的简洁风格。
很久以前，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朴素的诗句：箭 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只是轻轻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速度。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简明扼要，从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开始叙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琐碎，其实包罗万象，它们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发出自己的鸣叫。日常生活就像广阔的森林一样，恰巧中国有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写作此书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机，起点也是终点。我满载故事的巴士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 隐私的驿站，还要经过一些地名不详之乡，一些故事中途下车，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车，如此上上下下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够在此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的词汇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和非虚构的叙述之路。
如果荷马的超凡脱俗和孟子的切肤之痛影响了我走向目标的步伐，我会感激。
人民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 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 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 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
“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 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〇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任务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