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累斯顿，苏联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化，比起柏林地区，这里的政治色彩并不浓厚，但由于地处山谷，电台时常收不到西德的信号，不可避免地有种“与世隔绝”的信息荒凉。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能接受苏联的那一套，尤其是经历最初的那几年，苏军到来后，男人们被惩罚，妇女们也遭遇了可怕的折磨。可在茁壮成长的史塔西的监控下，怨声只能化为腹诽，受得了的就苟且偷生，受不了的就往易北河纵身一跃。

易北河是慷慨的，它会拥抱每一个奔向它的人。

打烊后，我独自走到后院，来到地窖。

雷奥靠在暗间的墙角，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本和一根铅笔头，见我到来，他在昏黄的灯光下冲我微笑了一下。他才25岁，向来是个头脑冷静、对世界颇有兴致的年轻人。他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有一股我我不甚清楚的爱国情怀。他很热忱，提起珍珠港会扬起拳头，对德国人从不手软。所以当他在很多年后死在越南战争中时，我在得知消息后并没有感到很惊讶。

“今天怎么样？”他在这里已经躲了一个星期了。

“好多了，先生，只是土豆的土腥气让人闷脑袋。”

“消息我已经传达了，这则情报的确意义重大。我想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坐到他身边，问：“你在写什么？”

雷奥惊讶地问：“休息？我不要休息，我还可以战斗！”

“雷奥，”我看向他，认真地说：“这不是战争。”

“流血的就是战争！”

“不，这是一个逻辑错误，战争都是流血的，可流血的不见得都是战争，战争......是一种庞大的、光明正大的对抗，这里面有情怀、有正义，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你可以端着枪跑到高高的山岗上，正面对抗敌人，回头，是你热泪盈眶的国家......而我们这种情报活动，是阴沟里的、见不得光的利益窃取，这里也会流血，也会死亡，可从来不存在什么衣锦还乡。”我摸了摸他的头，认为有必要熄灭他在间谍生涯中高昂的热情，这是活不长的。（但我后来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听了我这番话才去参加的越南战争。）

雷奥垂下眼睫，“我明白了，先生。”

“那么，你在写什么？千万别说你在写日记，正经人可不写日记。”

雷奥两颊泛起绯红，说：“我在写诗。”

我挑了挑眉，“期待你的诗发表的那一天。”

我起身，准备离开，雷奥叫住了我，我站定转身，他腼腆地道：“我以为这次您会对我生气，我不该逃到您这边来，可我觉得，这则情报只能带给您。即使是罗伯特·凯瑞先生那边，我也不能完全放心。”

“谢谢你相信我。”

“您真的变了很多，先生。”

“哦？”

“说不清，但......”雷奥微笑道：“半年前，您可不是这种会每天来探望我，看顾我的人。”

我耸了耸肩，“看来我变成了个好人。”

“您一直是好人。”

是吗？我是好人......我也不清楚，但觉得这应该感谢萨连科。总之，第二天我就把雷奥送走了。罗伯特护送他离开了德累斯顿，前往了西柏林。

十二月的某天早上，依旧是冷冷清清，莉莉拖完地后，往餐厅大门上挂了一串她自己做的风铃，她说有客人来时叮铃叮铃的声音会让她更有工作的动力。埃里克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夸她的手艺好，结束坐在一张桌前读书。弗兰克则在后院里举着收音机绕圈走，妄图可以听到点来自西德的声音。我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纸，心里盘算着足足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萨连科，更没有他的半分消息。还好，我想，毕竟我已经三十岁了，三十岁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年纪。

叮叮叮叮，风铃发出清脆的无律的脆响，莉莉从柜台后欣喜地抬起头。

“你......你用餐吗？”莉莉问。

“不，我找人。”小孩子的童音，我没有抬头，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果然，东德国防陆军在一月初要在德累斯顿与苏军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演练。这证明卡尔·斐乐的话没有假。

“找谁？”

“我找诺伊先生。”

“老板！”莉莉叫我，说：“有个孩子找你！”

我放下报纸，莉莉引着那个孩子已经走到了我面前，孩子大约十岁，男孩，蜷发，灰扑扑的脸蛋，穿着很简陋，像是从周边农村地区来的。而他手里却捧着一捧比他还要鲜艳的玫瑰，水灵灵的还沾着清晨的露珠。

“给您的。”男孩说。

“给我的？”我惊讶地接过花。

“我......我......”男孩脸通红，嗫嚅了半天，最后挤出一句，“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