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四日（星期一）

我借着“治愈在东京沙漠中疲惫不堪的灵魂”的名义，过起了浑浑噩噩的日子。看了《独立日》等电影。父亲不知为何特别喜欢《独立日》，老家还有父亲购买的二手录像带。至于为什么喜欢呢？据说是因为老演可怜角色的比尔·普尔曼在里面演了帅气的总统。听着比尔·普尔曼驾驶战斗机向太空船突击之前的演讲，父亲就笑着说：“不是很帅气吗？”不知道他究竟有几分是认真的。

与母亲一起去飞鸟野定制了衬衫，接着直接去了趟眼科，买了隐形眼镜。

晚上，父亲买了《读卖新闻》回来。早晨的上班路上他还特地打来了电话，说《读卖新闻》上刊登了颁奖消息。虽然字很小，但我除了犯罪以外很难有机会让姓名登上报纸，还是挺不错的。可是，我仍旧觉得有些古怪。

当我阅读《读卖新闻》的时候，寿司店的老板娘突然打了电话过来，说“《京都新闻》上也登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奖呢，原来挺厉害的嘛。”老板娘咯咯地笑着，还说了句“恭喜你”。她又说要把报纸剪下来贴在店里，我说：“求您了，放过我吧。”

八月五日（星期二）

母亲出门了，妹妹也去了大学，我一个人懒懒散散的。在空调的凉风里，我躺在客厅中央看电视，一股强烈的背德愉悦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来了兴致就去祖父母的房间和他们畅快地闲聊。“还以为你只会轻飘飘地傻笑呢，原来在写这种东西啊。这孩子可真了不起。”祖母用奇特的方式表扬了我的获奖。

骑自行车兜风。（购入《半七捕物帐》两册·井伏鳟二。）

刚拔了智齿的弟弟，拖着九死一生的身体归宅。

八月六日（星期三）

太热了，浑身泄气。

开着空调，四个人在客厅里躺了一整天。

这光景让父亲看到了一定想哭。

八月七日（星期四）

去京都。向研究室报告情况，一阵喧闹。

照片贴到了主页上。

八月八日（星期五）

京极夏彦《阴摩罗鬼之瑕》出版。倾盆大雨。

呼呼大睡，十一点到研究室露了脸。今天人也很少。教授在忙自己的事，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S君好像为了院试的英语考试要去买书，一同去Renais瞎逛。我也打算给自己买几本学术书籍来鼓鼓劲，但下不定决心，延期。然后懒懒散散地度过一日。

大雨之中，提早回了住处。

住处大门口的白板上写了“台风接近中。若有漏雨请火速联系房东”。一想到二楼的房间积了满满一屋子的水，然后漏到一楼，彻底被水淹没，就有点愉快。但实际发生了我一定会陷入恐慌。

母亲发来邮件说在东京站酒店为我订了房间。双亲和妹妹也要来九月二十五日的颁奖派对。我早就很向往东京站酒店了，十分期待居住的那天。

八月九日（星期六）

七点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台风闹大了。

九点雨才停。喝了加许多糖的咖啡，九点半去寿司店。闷热无比。店长为我小说得奖的事赞叹：“好厉害啊。”

想买书架和文档盒，去了泉屋，发现需要两天以上才能送到，而且送货时间不明，放弃购买。还不如在附近的家具店买呢。

在住处读小说，对未来绝望。付房租给房东。

明石君要去东京了。在“平假名馆”吃晚餐后，在住处小酌了几杯。

我们约好了，当我成为畅销作家后，若是题材写尽、进退维谷，就把明石君高中时代的传说写成小说。把版税的一部分支付给他当报酬，然后明石君靠这笔钱把银行的工作辞了。这计划堪称万全。然后我就又能写出才华横溢又乖张无比的一匹独狼向著名银行甩出辞呈的小说来了。想得是很美，但我这样就仿佛成了明石君的传记作家，实在不成体统，还是算了。

正聊得火热的时候，深夜电视里的倒计时特别节目开始播放追溯一九九〇年的怀旧音乐。我们听着音乐，开始分享一些有的没的青春记忆，并且察觉到近十年来的KinKi Kids[5]真是了不得。

在警察厅工作的前同志步枪部成员F君打来贺电。F君说：“我刚在网上看见了。森见哥，还登着你的照片呢。”他好像还给原京都产业大学的H打去了电话，亢奋地说：“出大事了！”

用尽全力瞎胡闹之后，凌晨四点，明石君回妹妹的住处去了。

[1]土用丑日是指土用（伏天）之间的丑日，日本有在此日食鳗鱼的习俗。——译者注。

[2]京都大学的学生协会商店，有各种生活服务。——译者注。

[3]田中耕一为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他只是一位普通工程师，得奖后非常低调。——译者注。

[4]一家京都电影院。——译者注。

[5]由堂本光一、堂本刚组成的双人组合“近畿小子”。——译者注。

7 空转小说家

这是我从二〇一二年起，在台湾杂志《联合文学》上刊登了两年的连载专栏。

尽管接受了来自海外的委托，却很难专门为台湾读者写些什么，搞得每次都紧张兮兮的。每当考虑到读者来自海外，文章就会变得过于一本正经，这可不是好事。写作的时候也正是我有诸多烦恼的时期，内容十分死板。虽说每篇文章都很短，但坚持每个月都写就很痛苦，当两年的连载终于结束时，我松了一大口气。内容上与其他随笔有很多重复，考虑到这是面向海外的专栏，还请大家宽恕。

第一回·关于瓶颈期

我成为所谓的“小说家”已有九年，还是第一次接到来自海外的原稿委托。我非常高兴。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写些明朗愉快的话题。我本是这么想的，但若是坦白隐情的话，其实现在的我根本就不明朗愉快。我陷入了瓶颈期，自二〇一一年夏天以来，就没能写出像样的小说来。

写不出小说的小说家是非常悲惨的。就算不在写小说，也能摆出一副“我正在构思鸿篇巨著”的表情来欺骗世间。可是这样的骗局并不能持续很久。首先，写不出来会让人难受得喘不过气。写小说文思如泉涌的时候自然是很美妙，就仿佛自己身体中有一片枝繁叶茂的春日森林。只要那片森林还在，就没什么好怕的，满是豪情壮志。不管写多么愚蠢的小说都有一样的感觉。而相反，写不出的时候，内心就迷迷糊糊，充斥着不安，烦躁不堪。

二〇一一年夏，我因为精神上的紧张而病倒了，并中断了所有杂志连载。当时我还住在东京，初秋就以换环境疗养的心态搬回了奈良。提到日本的古都，京都是最受欢迎的，而奈良是比京都更为古老的一座都城，也是我诞生的故乡。它是四面环山的盆地，这点与京都很相似，但总比京都显得更雄伟。于是我和妻子两人过上了每日眺望群山的轻松日子，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就算这样，也并没让我简简单单写出小说来。“根本写不出来，简直好笑。”我如此嘀咕着，在阳台上晒太阳。心态就像个隐居的老人。

二〇〇三年我写《太阳之塔》这部小说出道的时候，还是个研究生院的学生。从毕业到二〇一〇年离职，一直是国会图书馆的职员。在本职工作的间隙里，我见缝插针地写小说。忙得不可开交，却劲头十足。我心想不管写什么都不会有损失，便盲目冒进，摸着石头过河，打开了一条路。“这就是年轻的力量啊。”用这句话就能轻松概括一切。可是我难以接受这样的结论。我承认自己的年龄有所增长，但我不愿相信创作小说的能量多寡都会受到“年轻与否”的制约。这是我的心里话。人不管年纪再大也会空想。

瓶颈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接下了太多的工作。各出版社与我有交情的编辑全都是刚出道时的旧相识，很难拒绝他们的邀约，更何况有稿件的委托是喜事，让我一不留神就接了太多。正因为我不了解自身能力的极限，才错误地预估了工作量。结果导致自己总被截稿日期所追赶，在慌忙写作的过程中，守住截稿日成了第一要务。回首之时，我连自己究竟想写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时候就已经无可救药了，我养成了一种古怪的创作习惯，导致不论尝试什么都不顺利。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躲回奈良，找回自己的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