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西大寺这座寺庙的存在感却日渐稀薄。

实在难以启齿，我高中时每天都坐电车去奈良市内上学，却当真以为“西大寺早在很久之前荒废，如今只剩地名了”。这种无稽之谈到底是从哪儿钻进我脑袋的呢？明明翻开地图就一目了然的事，愚蠢的高中生却懒得动一下，长期自以为“西大寺不存在”。直到最近亲自走访一遍之前，我都觉得西大寺是座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模棱两可的寺庙。当然，不必多说，真正模棱两可的是我这颗脑袋。

要怪就怪近铁电车的大和西大寺站太过惹人注目了。它的正式名称是“大和西大寺站”，我却故意把“大和”跟“站”字都省略了，直呼“西大寺”。对我来说，“西大寺”这个词首先是站名，其次才是寺名。

高中时，我上学会在近铁奈良站下车，几乎没从西大寺站下过。

我已经记不清当初的西大寺站是什么模样了，站内的装潢应该有过很大的改变。从“Time's Place西大寺”建成之后，西大寺站就变得明亮又热闹。我记得过去曾是个暗沉又冷清的车站。不过，我也不确定这段记忆是否客观。因为我个人的西大寺站回忆总是凉飕飕的。

高中一年级时，我因为单相思而闷闷不乐。

重读当时的日记就不难发现，我的文字日渐丧失了具体性与客观性。她会在西大寺站换乘。因此我为了抓住与她搭话的机会，故意在没必要下车的西大寺站下车。

现在想来实在莫名其妙，其实我跟她在学校里都没怎么说过话。我几乎不了解她的性格，只是一见钟情，盲目冒进。“应该再迂回一点的。”我如此反省已经是在很久之后。

顺带一提，我曾经送过她一次礼物。

给她打电话的时候真是心脏都快停跳了，她生日那天早晨，我们约在西大寺站的站台上见面。因为比平时的上学时间早了一些，站台上还没有学生的身影，六月早晨的空气凉飕飕的。我把生日礼物交到了她手上，却压根儿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为了完成眼前的任务已经耗尽了全力。我们两人单独聊天也只有当天早晨从西大寺站前往奈良站的车厢中那一次。

把这件事的始末写出来仿佛是“一笑而过的回忆”，实际的滋味却相去甚远。诚然这是一份珍贵的回忆，里面却掺杂了羞耻、惨痛与内疚，整体上总有些寒碜，让人有点泄气。

再怎么说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初恋早已逝去。

西大寺这座寺庙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在正月某日清晨独自前去探访。从大和西大寺站的南口出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西大寺。明明近在咫尺，却活了快四十年才第一次造访。

西大寺有个著名的仪式叫作“大茶盛”，新春时节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都能见到。盛装打扮的女子捧起比自己脑袋还大的茶碗，我记得看过好几次这种搞笑视频。可我对最关键的西大寺却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用那么大个的茶碗呢？莫非西大寺是一座什么都大到超出规格的寺庙吗？超大的本尊、超大的正殿、超大的钟楼、超大的住持……

说实话，我连西大寺具体在哪儿都不太清楚。出了西大寺站南口稍走几步，就能看见宽阔的停车场对面有长长的围墙与一排松树。“大概就是那个吧。”我敷衍了事地下了结论，迈步向前。

奈良有座叫“东大寺”的寺庙。就是那座以“奈良大佛”而闻名遐迩的东大寺。只差一个字让人以为东大寺和西大寺是成对的，实际上似乎并非作为一对来建造的。就连“大茶盛”的由来也并非用大茶碗来对抗大佛像。

从东门入寺后，我走在松影斑驳的石砖路上。

西大寺的确是一座大庙，可松林中并未散落巨大的茶碗碎片，东塔的火灾废墟中也没有巨大的住持躺卧，全无幻想般的情景，不过是奈良风情的闲静庙宇。在万里无云的青空下，空荡荡的院子无限绵延，有斑鸠的闲适鸣叫声在回响。

走了一会儿，我来到雄伟的正殿前。

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参拜，她气力十足地敲响鳄嘴铃，直到她离开之后都能听见鳄嘴铃在“咣咣咣”地鸣响。领着一对幼儿园年纪姐妹的夫妇闻声，吃惊地朝正殿看，令人忍俊不禁。还有一位老人丝毫不理会响个不停的鳄嘴铃，拄着拐杖缓缓穿过石子路。

真是一派悠然的“奈良清晨”景象。

那天早晨，我在宁静的西大寺中一边漫步，一边“呜呃”地想起了在西大寺站无疾而终的那场初恋，尴尬得面红耳赤。

我平常是不会想起这件事的。那是当然，假如我每次在西大寺站换乘都因为“初恋的回忆”而痛不欲生，那不管去哪儿都得遭罪一次。隔三岔五就受一次打击，还不得折寿吗？

正如西大寺站变了模样，我与西大寺站的关系也变了。

它曾经只是上学路上途经的车站，现今却要通过它前往京都，再从京都前往东京。不仅如此，我对西大寺站的周边也熟悉多了。我曾与妻子一起去过“奈良之家”商场。也曾去过平城宫遗址散心。还在站前居民区的“慕尼黑”餐厅吃过牛排、米饭和味噌汤。再加上清晨在西大寺漫步的记忆，相比高中时期，我心目中的西大寺站形象已经丰满了许多。

西大寺站已非昔日的西大寺站。

不过，西大寺站依然是我身边屈指可数的换乘大站，清晨傍晚有熙熙攘攘的学生在上下学。其中恐怕也有与昔日的我一样为寻找意中人而茫然自失的学生吧。从西大寺站的确可以通往四面八方，但那仅限于换乘成功的时候。少不了那群没能找到换乘车次而饱尝凄凉回忆的笨拙学生。当一想到我在西大寺院内漫步的时候，西大寺站中也有小心翼翼的恋情化作泡影，便觉得既欣慰又哀怜。哪怕这一切终将化作回忆。

我在正殿前双手合十，衷心祈祷在西大寺站月台上淡淡消逝的单恋慕情都能早日成佛升天。

第三回·大和文华馆与中野美术馆

我有一根爱用的“手杖”。

有位名叫本多静六的林业学博士，据说他每次去海外考察时，都会带上一根印有刻度的手杖。用它就能迅速测量一切物体的大小并写进笔记本，回国之后，那些数据就在学问与事业上大放异彩。阅读博士的书籍时，“印有刻度的手杖”这一充满专业精神的发明令我心驰神往。

我倒是没什么专业精神，但切实感受到了随身携带这根手杖的重要性。

是否让我想写小说——便是我这根手杖测量的标准。

读书时也好，出门走走也好，外出旅行也好，与人见面聊天也好，脑海中的手杖随时与我同在。这是我从初中时就养成的习惯，与我身为“专业小说家”的职业意识并无关系。于是我从过去就用自己的手杖测量过一切事物，将森罗万象归类为“想写成小说的东西”和“写不了小说的东西”。

在欣赏绘画等艺术作品时也会用同一根手杖。把艺术价值放到一边，“想不想写成小说？”对我来说才是最有用的判断基准。

对我这种人来说，比起作品本身来，邂逅作品时的情状才是最重要的。

譬如说去年我去了萨尔瓦多·达利的展览，前年去了勒内·马格里特的展览，很遗憾，二者都没让我兴奋起来。马格里特本是我喜爱的画家，我获得幻想小说大奖的小说《太阳之塔》的参赛原稿标题就曾是《太阳之塔/比利牛斯城堡》，而“比利牛斯城堡”就是借用了马格里特的作品名。即便如此，展览还是让我大失所望。展品太多了，而参观者也太多了。我心里明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可被人潮推挤着参观作品还是太难受了。我被“不得不看”的义务感强推着，到最后，展品在我眼中都仿佛成了赝品。这种状态下，根本就刺激不了我的妄想力，我的手杖毫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