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有另一种强制革命的演变，这就是带着极强的目的性，甚至说目的不在于真正地改变语言，而在于一种自上而下威慑和宣告，是上位者在告知世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这一事情，连带着背后的利益和阶级都要跟着一起变。这就有些类似清朝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头发真的那么重要吗，不是的，重要的是那背后代表的汉人江山和文化传承、以及汉人各阶层的利益，清朝用什么来保证这样的宣告威力呢？是军队，是嘉定三屠。

文字和语言是表象，深层的东西是利益。上位者若是要去做文字和语言的改革，等于是把利益战争从里层拖到了表层，是撕破脸的战争宣告。但这并不划算，能凭着喜好杀得人头滚滚的帝王到底还是少数，更合理的逻辑是小心翼翼地端着锅，一根一根去慢慢抽掉底下的柴，失了柴薪火也就燃不了多久，而非扬汤止沸。

另外还有一点是，改革是复杂的，这里头包裹的利益是多重的，男女是一重，央地是一重，世家与寒门是一重，文武是一重，君权与相权是一重，剥削与被剥削又是一重，而这里面的每一重又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他不能简单地被划为男或女，从而让他们对立，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同时他可能也是贫民是被压迫者是弱势者，而另一个她是女性的同时她又可能是君是世家是剥削阶级是上位者，这样的两个人的对立是男女问题吗？是也不是。那么如何去定位关系？应是抓主要矛盾，且这一主要矛盾是变化的，当争斗的双方主要矛盾在于男女利益的时候，那是男女问题，若主要矛盾是上位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那这时的男女便不是主要问题。

我认为写女性变革的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实现，我看的最多的是暴力革命，这确实很爽，一把犁个干净，在新的土地上重新耕耘，这也合理。但还有一条路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利益纠葛里找到可以利用的地方，挑动主要矛盾的同时，去争取某一方的利益，这是权谋的路子。这很难写，但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利益是变动的，矛盾是变动的，而在变中抓住那个核心的眼，这种能写好是真的会很酷，我大约还做不到。

再一个，父权、母权与女权都不是一回事，此处讲的所谓以母为主导的权力体系实际上是父权的变体，而非通用学术意义上的母权。母权社会与父权社会的特点和变迁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中论述得十分清楚，此处不做赘述，但至少母权不是简单的把男性的地位全部置换成女性。而父权也不仅仅是在讲男人和父亲，而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本文设定下不过是将这个体系里的男性角色换成了女性，而本质的剥削压迫关系是没有变化的，爽归爽，但其实也是批判对象。我觉得君臣父子是对这个权力体系特别好的一个概括，改父为母，大概就是君臣母女，但即便如此这四个字里依然包含着天然的阶级秩序。这是社会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这套阶级秩序才会与封建社会的底层逻辑配套。

回到开头，我认为是否要改用词取决于文章的背景和基调，改词简单，但背后的逻辑不是简单地改了词就能跟着改的。比起实际的利益所得，语言文字真的就只是小节了，若上至朝堂下至贫民之家都是女性绝对权威，那一个表述谁前谁后又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只要底层利益撬动了，社会结构的基石打好了，一切的话语表述自然而然也就会转变侧重，新的总会替换旧的，在时间的长河中该变的自然会变。

另外，本文设定不是母权女尊，女君女爵女官不是天然存在的。设定是永初帝靠一己之力收拾山河，是传统暴力革命的路数，而她手下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她要把女人的权利扶起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合理性，但又要去平衡手下的男女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必不可能直接变成母权或者女尊社会，因为这样她坐不稳江山，原本支持她的男人也会反对她。

但只要她犁过的地方，如鹤州，女人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性别的对立是小的，而其他利益的对立是依然存在的。而没犁到的地方，如沁州，便没有走出破而后立的一步，就较大程度保留着原有生态变成了一个遗留问题。永初帝、卫杞的母亲和卫杞，作为统治者，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皇权君权，她们扶女权也是因为这个，而不是因为真的要把天地乾坤翻过来。这是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