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他没那么利索能一刀斩杀完颜亮，也没那么多精力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

那些官员们两月不休假就觉得累，而他不光要处理他们经办的所有事务最后的决策，还要收拢和安抚各地义军，让那些曾经在金国各地响应北伐的将士们能够尽快地脱离原来散乱自发行动，归拢到大宋的军政体制中来。

若是换一个人，这么多工作和强度，早就趴下了。

就连虞允文都对新帝的敬业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愈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毕生最果断最英明的一次。

对于新帝的选择，他担忧之余，也十分敬佩。

大宋从不缺励精图治的大臣和皇帝，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辈前赴后继，然而只要有一个昏君出现，就能毁了几代人的努力，将整个大宋拖下烂泥沼中满满淹没。

原本虞允文也曾期盼过出一个“垂拱而治”的明主能让自己施展才华，后来才发现，限制他的不仅仅是君主，还有大宋整个庞大冗杂互相牵制的官僚体制。

因为开国皇帝是武将得位，从一开始的“杯酒释兵权”，就注定了武将在大宋一朝的地位始终被压制和牵制，而皇帝承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确是没有杀文官，可流放贬谪，牵制党争，一样也没少过。

大宋的科举选士，从隋唐时的一科数十人到百人不等，到南宋时一科已有三百余进士登科，还不算锁厅试等其他特殊渠道的选官荫官，结果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体系，加上官、职、差分设，若是不熟悉大宋官制的人，光是看各人的官职差使名目就能看得头晕眼花，分不清一府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管事，多少人做事。

或许最初这种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便于互相监管，可到了后来互相监管变成了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就使得官府的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许多原本有益的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后，执行起来也完全变形。

虞允文起初还担心赵政的步子迈得太大，以后怕是难以向赵构和临安朝廷交代，可没想到他在夺回汴京后，压根就没打算回去，也根本不在意那个逃去海上狩猎的皇帝和留在临安苟且的朝廷官员们的想法，干脆利索地另起炉灶，让他的满腔担心都落了个空。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对付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这或许就是辛弃疾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若没有完颜亮南侵，赵构不会轻易离开临安，让出兵权，临安朝廷也不会那么容易答应赵政北上抗金，还带走了禁军十八营官兵和大量的军备物资。

靠着地利他们战胜了完颜亮，靠着人和他们联合义军夺回了江北和汴京，而如今天时已至，新帝登基，彻底打破了原来的朝廷体制，理不清的棋盘，陛下干脆扔到一边，另开一局。

而这一局，从规则开始，就全都由他说了算。

能跟上他的规则他的脚步的人，才有资格留下，其余的人，都将被这架全新的大宋战车无情地抛在身后。

他们的这位新官家，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呢。

垂拱而治，更是完全不存在的梦想。

虞允文觉得，这反倒是件好事。与其事事都要经过朝堂大臣们争论才能做出决定，最后还得经过几个部门的互相牵制监督才能执行下去，倒不如由皇帝一言决断，盯着各部互相配合的进度，谁也没心思再去扯皮，因为谁慢一步，就会被顶替被换下，磨磨唧唧推三阻四扯皮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根本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皇帝的精力旺盛，工作进度飞快，谁能干谁拖沓一眼看出，在他的目光下谁也撑不住几个回合，不是黯然离场，就得拼命跟上。

就像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旬休”和“朝六晚四”的工作时间，在堆积如山的工作和各部门的督促下，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按点下班，到时休班？

好在累归累，奖赏是一点没含糊也没打折扣地发放到所有人手中。

包括那些原本在金国起义投宋的“义军”将领们，得到的奖励和重用甚至超过了他们原本的预期。

南宋的临安朝廷，一向对北方投宋的官员都隐隐有排斥和鄙视心理，对他们称为“归正官”，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和金人联系，或者里应外合，大多都被派去南方剿匪，而南宋的南方，当时还是属于岭南蛮荒之地，素来是贬谪官员的地方，用来安置归正官，待遇可想而知。

原来历史上的辛弃疾，归宋之后，屡屡上书请求北伐抗金，却一直不得重用，而是被派去川西和岭南一带剿匪。

起初他只是去岭南任职，结果因为太过生猛，赴任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剿灭沿途盗匪山贼无数，结果刚到地方，就被久仰大名的上司借调去剿匪，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几乎都在不断的调职剿匪奔波的路上，最终接到调令北上抗金之时，已年过花甲，死在了赶往前线的路上。

一代文豪，文武双全，名动天下的辛弃疾尚且落得如此结果，其他的归正官就更不必说。

而赵政此番直接甩掉了临安朝廷的留守官员，在汴京称帝的同时，另起炉灶，就给了北方官员更多机会。

就连这次恩科科举，前来应试的考生，也是北方考生占了大多数。

“虽北方考生人数居多，实因北方汉人受歧视打压多年，有志不得伸，积累至今，得遇明主，方才踊跃应试。但论及文采，未必胜过南方考生。”

辛弃疾参加过金国的科举，对北方考生的现状和南方文人的水平都有了解，虞允文是绍兴朝的进士，对南宋的科举考试流程和内容最熟悉不过，赵政问过两人之后，考虑了多日，最终决定，南北考生同场考试，录取则分南北两榜各两百名。

如此扩大恩科录取名额，一则是为了弥补收复北方失地后空缺的大量职位，二则也是为了赵政的新朝堂充实符合他要求的官员。

毕竟，原来那些官员们，这半年跟着他的工作进度，着实损耗不轻。

尤其是那些三朝四朝老臣，这会儿真的是有心无力，根本跟不上赵政的工作节奏。

赵政也没有难为他们，而是请他们继续在太学和翰林院任职，负责培养学生和编撰修订书籍，也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至于考题，赵政特地叮嘱了主考官，策论对于政事来说，比经义和诗赋更能体现考生的综合能力，尽可能减少经义和诗赋在考试中所占的比例，以策论为主选才，而策论的方向，则不限于经史子集，甚至是当代时事，亦可作为考试范围。

总之，他开恩科要选的人才，是能够踏踏实实做事的官员，而不是精通诗词歌赋高谈阔论的文人。

御笔亲批，将《老子》《庄子》和佛语直接剔除贡举出题和答题范围，而《韩非子》和《宋刑统》都放进了必考范围之内。

虞允文不禁愕然，古今多少皇帝，都将“无为而治”当做是帝王御下术的最高境界，大臣们也常以此来赞颂皇帝，到这位可好，直接干脆利索地将其排出贡举考试范围。

果然，不愧是敢砸饭碗敢掀桌子的龙兴帝吗？

作者有话说：

嬴政：你想多了，朕只是习惯了。

第四十八章 孝宗不肖父（12）

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不仅是北方士子不习惯，南方士子也不习惯。

在这一点上，对双方尚算公平。

降低了经义诗赋的比重，着重策论时务，则对于绝大多数士子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

大宋皇帝亲口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真宗皇帝赵恒又亲自作诗《励学》（注1）：“……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并广开社学和县学，加上各地书院教学，在历朝历代之中，也是唯一不限制商户子和军户子甚至宗室子弟参加科举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