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百人中，包括柴廷，包括监军太监，也包括听命于女帝的武将，他们曾试图拼力赶回京师救驾，却被先前只守不攻的山南西道兵力绊住了脚步，就连黔中道也出兵截断了他们的归路。

他们很清楚这背后是谁的授意……京师被卞军所破，眼前的这位荣王殿下不无责任！

但事实上，各方却无人将这责任归咎于李隐，是他们朝廷主动动兵讨伐山南西道在先，一切后果便皆是朝廷决策有失……而时至今日，李隐也从未承认过与山南西道及黔中道的主从关系，包括他此时坐在这里，也是以一个“讲和者”的身份出现。

许多时候，真相未必被隐藏得多么高明，之所以无人去戳破它，不过是出于对利益得失的衡量。

正如段士昂之乱，朔方与岭南节度使之死，当真没人质疑李隐吗？但即便如此，仍不妨碍李隐所到之处人人高呼仁德。

一些含糊的对错，上面的人只需要解释否认一句，经中间的人附和一番，下面的人便只能信以为真。

他们这近百名武将，勉强算得上是中间者，所以他们还有思索的余地，而真正的无数下层者根本不具备分辨真假的能力和权力，上面传下来怎样的声音，他们便只能茫茫然听从那样的声音。

真相从来只在掌握话语权的人手中。

他们作为中间者，或可试着去追问戳破，但这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同李隐掰扯对与错，黑与白？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结果？

这世道从来不是凭一句是非便能定成败的。

京畿已失，天子与储君仓皇逃至洛阳，而洛阳已被常岁宁把控……

而他们原先的十五万大军，经过这半载的对战，以及一整个寒冬的损耗，如今仅余下了十一万人。

且随着京畿朝廷的崩塌，这十一万人当中也开始出现各自为伍的迹象，天子和储君必然尝试过从洛阳向他们传达指令，可是……他们却从未收到过半片传书诏令。

他们与朝廷之间的往来与关连已悉数被切断了，而他们所剩下的粮草也已不多。

近日来放眼望去，军中已是人人自危，士气一片茫然不安。

寻常士兵惶恐茫然，身为部将也必须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

他们失去了与朝廷的连接，朝廷同时也失去了对他们的掌控，那长久以来如大山般压在上方的军令与君命突然消失不见，立场界限也变得模糊，他们心间便随之出现了一些从前未敢有过的声音——

荣王或有德行道义有损之嫌，可朝廷与天子，当真就是正义无暇的吗？若是，那卞军所到之处何以会人心顷刻溃败？

答案浅显到甚至显得这个问题本身都无比幼稚可笑。

所以真正的答案或许是，谈论道义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道德底线被模糊的乱世中，很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们遂放弃了对荣王之德行究竟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的探究。

李隐在这个时候出现，其中不乏对时机的把握，以及对人心的把控。

李隐未有任何威逼之言，他甚至不曾将这场谈话归为“劝降”，而称之为一场“合作”——他以李家子弟的身份向众部将提议，大局当前，当一致讨伐卞贼，肃清叛乱，迎回天子与储君。

这个足够体面的提议，给足了所有人、甚至包括本质上贪生怕死却又碍于诸多思虑而犹豫是否要倒戈荣王的监军太监之流，所需要的台阶。

这个台阶保留了他们的颜面，更有效缓冲模糊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哪怕心里明白这大约只是李隐的权宜之计，可他们眼下也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李隐在军中停留的数日间，陆续开始有人表明了愿意与荣王府“合作”的态度。

但并非人人都只在意生死利弊，军中仍有不愿妥协之人，尤其是玄策军中的部将——

玄策军这三个字，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们比寻常将士拥有更为完整的为军者操守。荣王所犯下的戕害武将之嫌，是他们无法视而不见的过失。

此刻，数十名玄策军部将聚于柴廷帐内，其中一人提议道：“柴老将军，我等不如前去北境，与上将军共退北狄！总好过趟这趟浑水，受制于此等伪君子！”

坐于案后的柴廷抬眼看过去，定声问：“去北境？何来粮草支撑？何来脱身之策？与荣王手中三道兵力死战到底吗？”

那士兵被问住，脸色却依旧义愤。

“离京之际，十五万大军，其中有六万玄策同袍，而今仅剩四万余……”柴廷老迈的嗓音里带着一丝悲怒：“你莫非是想让六万同袍悉数折损于内乱之中才算满意？你想要老夫成为玄策府中的千古罪人吗！”

“柴老将军话中之意，是要追随荣王李隐了？！”那名副将同样既悲且怒：“将军怕是老了糊涂了骨头也软了，竟只知存亡，而不辨公道是非了！”

“何为公道是非？现下卞贼当道，肃清内乱才是国之公道大事！”柴廷拿掷地有声的口吻说道：“朝廷已失民心，而荣王李隐出身正统，已是大势所向，为国为民而虑才是玄策府的本分！”

那副将还欲反驳，柴廷却已然下令让人卸下他的腰牌，革其副将之职，并罚下十军棍，以儆效尤。

站出来求情，或是同样表达了反对与李隐为伍之人，也一概被革职处罚。

反对的声音皆化作了受罚时的闷棍声，众部将们退去之后，柴廷静坐于案后，眼底之色变幻。

玄策军即便有着远超寻常军队的素质，但再出色的军规也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组成，而凡是人心，便有动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