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也扭头看了一眼，笑着说：“这可是全国最高的大楼，老气派噶！”

“这也算不上什么。”崔筱说，“美国的帝国大厦侬晓得伐？六十年前就有这么高的大楼了，比这个还高！那才叫气派哩。”

“六十年前？那老早了。”司机说。

“可不是！而且多久盖完侬猜猜看？”崔筱来了兴致，向前扒着副驾的椅背和司机说话，“金茂少说盖了三四年，美国盖帝国大厦拢共就一年。”

“瞎三话四，这么高的楼一年怎么盖得好？”司机不相信，“三四年要有的。”

“我骗侬作甚！”

……

伊万不能全听懂。他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年多，不谦虚地说，中文比过去好得多。简单的日常对话不成问题，但带着南方口音的口语就在能力之外了，只大概明白崔筱在说美国。

崔筱很喜欢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几分钟前出租车经过一栋白色洋楼时，崔筱告诉他二楼原本是是肯德基。那是上海的第一家美式快餐连锁店，她最难忘的一个生日便是1990年，他们一家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队，终于坐进了刚开张没几个月的肯德基。肯德基是品质的象征，按崔筱的话说：“几个小时卖不掉就扔了，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比起崔筱的憧憬和向往，伊万对美国有完全不同的情感，一种更为老派——或者说是陈腐——的看法。尽管如此，要是崔筱想和他说美国，他也总是微笑倾听。正如伊万这些年来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的那样，他已经过时了。他不明白美国文化的魅力，但年轻人都喜欢美国，美式快餐文化在苏联也受到追捧。

1990年1月31日，莫斯科第一家麦当劳的剪彩仪式上，自由的福音用俄英双语被宣讲。店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市民们裹着厚厚的冬衣，涌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那里自由、快乐而丰饶。队伍绕着普希金广场，一圈又一圈。广场中央的普希金铜像低垂眉眼，沉默着思索着，用他永恒平静的目光，注视这场大众文化的狂欢。

伊万排队去吃麦当劳，自由味的炸鸡让他肠胃不适；摇滚乐在大街小巷响起，但他僵硬的腿脚已经跟不上节拍。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在凋零，就像他自己。痛苦、悲愤而失望，他追不上国家变化的步伐，这不再像是他的国家。于是他当了逃兵，他逃到中国来了。

这不像是他会选择的做法，但这也根本不是一场属于他的战斗。列宁说过要像雄鹰一样不断地战斗，但他也说过“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伊万曾毫无保留地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如今年华已逝。他完成自己的使命从岗哨上退下，衰老而疲惫，什么都做不了了。现在他只希望得到食物、安全和尊严，却不能如愿。

他和女儿的关系也从未好转。伊万为自己在法茵卡童年的缺位而歉疚，一直希望能和法茵卡和好，尽其所能弥补一点过去的错误。但法茵卡既不喜欢也不需要他。对她而言伊万是一个虚情假意的父亲、一个从不在妈妈和她需要时出现的名字，直到老无所依才想起她来，法茵卡不接受这样的道歉。

伊万最后一次见到法茵卡是在家门口，法茵卡抱着她的孩子正和娜塔莎贴脸告别。当她转身看到伊万时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板着脸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伊万在身后叫法茵卡的名字，但她头也不回。伊万的目光紧紧跟着她，转过楼梯便看不见了。

几年前法茵卡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这些都是娜塔莎告诉伊万的，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名义上的外孙女。伊万远远地看到小孩脸上泛着病态的嫣红，想问娜塔莎孩子是不是生病了，话到嘴边却一时想不起外孙女的名字来。他明明记得娜塔莎告诉过他的，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只好磕磕绊绊地问：“这是怎么了？”

伊万的心里空落落的，再次感到他与这个城市毫无瓜葛。他在这里生活几十年却没留下任何东西，他既不明白如何爱人也不为人所爱，徒劳无功的尝试总也不会成功，兜兜转转他永远孤身一人。实际上他了无牵挂，他一直都无拘无束。

1993年收到中国大学的邀请时，伊万刚刚见证了伴随休克疗法而来的大通胀。物价疯涨几十倍，可以想见，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填饱肚子并不容易。他想去中国，让娜塔莎和他一起去。娜塔莎气得摔东西，跟他大吵一架，最后却哭了。

娜塔莎气愤的理由让伊万很意外。他无法否认，所有使中国对他如此特别的缘由，最终都归于他在中国的五年和一个他无法逃离的人，所有的一切他永志不忘。要是岁月尚未将他打磨得如此驽钝，他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找到王耀，谁也拦不住他。但对现在的他而言，那都是那么久远的事了。他还想再见到王耀吗？伊万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