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那棕发垂肩的姑娘，每次来听他演奏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地整整旧头巾，末了带着羞涩的微笑拍拍两只小手掌——当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竟然窘得不知把它们往哪儿放才好。再比如说那身材瘦削的铁匠，仿佛总有一星愉快的小火花，在琴声中从一只红通通的眼睛跳进另一只里面去。

“这就是人们。”他在随身的小圆镜中打量着自己日渐苍白的面容，怀着轻微的悔意想，“为什么我就没有早一点到人们中间呢？”

“您有极好的乐感和音质。”有一回，当弗朗西斯不由自主地跟着琴声唱完一支《土拨鼠》的时候，罗德里赫以一个从不曲意逢迎的艺术家的自尊，坦诚地夸赞道，“不愧是从艺术之都来的。您要是能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该有多好。”

“小时候有个老头儿和我说过同样的话。他从圣母院唱诗班退下来后，在我念书的学校里教音乐课。”弗朗西斯的手指起劲儿地抠着破损不堪的柜台面，“可我却是个向生活投降了的懦夫。”

没有哪一个人生来就是懦夫的。在世间最美丽的城市巴黎，金碧辉煌的歌剧院和音乐厅无休无止地歌唱着欢乐，可那都不是给弗朗西斯·波诺弗瓦准备的。等不及傍晚放学的钟声敲响，弗朗西斯就急匆匆地从学校赶到报馆，将最新的晚报送到富人区的豪宅里去。在巴黎迷雾湿冷的夜里，他靠在路灯上稍作休息的时候，矢车菊一样碧蓝的眼睛出神地望着歌剧院大门里出入的、无忧无虑的人们。

生活偶尔会有意外的恩赐，它让弗朗西斯在十五岁那年捡到了一个钱包。他既没有去寻找失主，也没有拿来贴补家用，而是偷偷地买了歌剧院当晚的一张票。这魔鬼般的缪斯的引诱啊，临死前可千万要记得祈求上帝的原谅。

那晚的剧目是《费加罗的婚礼》。当演出终了的时候，弗朗西斯一直跑到塞纳河畔，望着沉睡在银色月光下的河水，毫不羞愧地流着眼泪。他像在舞台上那样挺直了身子，向着夜幕中的巴黎伸开了双臂：

“生活啊——我爱你！愿你也一样地爱我吧！”

可是生活并不爱他，生活爱的是那些无忧无虑地出入于歌剧院大门的人们。弗朗西斯的父亲是最好的石匠，却住不上他盖的别墅；弗朗西斯的母亲是最好的厨娘，却吃不起她做的佳肴。快活的理发师费加罗和俊俏的苏珊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那到底是歌剧里的事情。迄今弗朗西斯只买得起一张歌剧门票，偏偏却赶上了一场喜剧。

“人们，这就是人们。”罗德里赫默默地想着，眼角的余光瞥到了墙角的小桌旁，闷声不响地喝酒的码头工人亚瑟。

他推了推眼镜，很快，一支民间小调的前奏如同小溪一般，从琴弦上倾泻而下。

“《伦敦德里小调》，这是一支北爱尔兰民歌。”弗朗西斯飞快地低声说，“没准儿咱们这位英国人会觉得亲切。”

从北海吹来的永不止息的风，在窗外扯紧了弦索。在这里，在一间破落的小酒馆的壁炉边，酒馆老板那浑厚的低音轻轻地唱了起来：

哦，但愿我是娇柔的苹果花，从弯曲的树枝上面落下。

飘落在你那温柔的胸怀，我把它当做我的家，我长住下……

据说，在北爱尔兰郁郁葱葱的原野上，每一个农民都会唱这支歌。那个在1861年圣诞节来到利物浦打工，却因无处可投而站在街上抹眼泪的年轻姑娘罗莎，也一定会唱。年届三十仍然娶不上老婆的码头工人约翰·柯克兰，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小屋。在那个既没有美味烤鹅、也没有圣诞老人的夜晚，罗莎曾经给约翰唱过一支北爱尔兰故乡的歌谣。

世界上没有谁比妈妈更美丽，亚瑟从小就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寒风呼啸的夜晚，生性粗犷的码头工人约翰，怀着异乎寻常的温柔和怜惜，一遍遍地向儿子描述着他所不记得的妈妈，讲她那玫瑰一样的面颊和阳光一样的金发。她在码头工人的小屋里总共只住了三年，就是这小屋里的一朵玫瑰、一轮太阳。她勤恳地照料着小屋，这世上有哪一样繁重的活计，是她那双小手所不曾做过的啊。

哦，但愿我是光亮的苹果，在树上等你将我摘下。

树荫下阳光在你的衣衫上描画，也照亮你的金色头发。

爸爸非常爱妈妈，这一点亚瑟能够想象；因为只有终日从事艰辛劳动的工人，才能够这样去爱。可是妈妈从未无忧无虑地笑过，这一点亚瑟也能够想象；因为他那些小伙伴的母亲们的脸庞，都一样被生活早早地刻下了操劳和愁苦的痕迹。这就是妻子，这就是母亲。做活做到老，做到病，做到再也做不动——做不动了也得做，做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