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滑稽而可笑，可这怎么可能不是个好征兆呢？

茜拉早就受够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底层打滚生存，她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这个时代，烧杀抢骗的勾当做尽，早已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把二十一世纪的法律带给她的精神束缚给挣脱的。而这二十余年里唯一让她放下那点儿理想主义的愿望努力苟存的，无非就是她坚信的——她总有一天能找到回二十一世纪的方法。

她毕竟不是什么高尚的圣人，也拥有普通人的侥幸心理。如果回到自己的时代，那么她在十九世纪的一切罪行都可以被轻易地抛在脑后，就算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下地狱，也能够暂时忘记偶尔困扰她的负罪感。这种想法当然卑鄙而自欺欺人，不过对于一向秉持着享乐主义的她来说，却又不显得令人羞耻。

谁不会期望像白莲花那样出淤泥不染，又或是和弥赛亚一样被奉为救世主？茜拉讥诮地想着，而后不由自主地想起万圣夜那天艾米丽死前她没有回答的问题与贝蒂撕心裂肺的哭声，想起被自己勒死的天真地以为能够重获新生的理查德歪着脖子倒在巷口的模样，想起西西里乡间回响的送葬曲的哀鸣。

最后，她想起在她连丢下手枪的力气都失去时，阿诺德从她的手中不轻不重地取走了它。

茜拉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此刻已是神情冰冷。

她意识到即便没有圣人与罪人的区别，她与阿诺德和Giotto那种人之间也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理想国，为此他们不得不付出罪的代价，可至少这些罪和他们赢得的荣耀相比微不足道，因此他们无疑是精明的投资者；而她为了生存，已经成了愚蠢的负罪者——这区别不是取决于命运，而是取决于他们自身。

如果是拥有力量的强者，如果是善于思考的智者，她曾遭遇的许多绝境都能够顺利渡过，而不是毫无选择余地地走向背负罪恶的道路——很显然，阿诺德和Giotto他们兼具两者，而她一无所有。

于是他们注定要创造奇迹和辉煌，她则是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犯过的罪付出代价，在死神来临时无所遁形。

噢，这样糟糕的女人怀揣着逃避罪责的侥幸心理，是不是能够得到谅解呢？

茜拉真想大笑出来。要是阿诺德知道了她的想法，铁定会以他一贯毒舌的态度对她冷嘲热讽，不仅不安慰，还会将她考虑的问题贬得一文不值。

可她亲爱的先生啊，他又怎么会明白她站在他面前时那就像面对死神一样的恐慌心情呢？她手背上的烫伤就是她想要逃避罪责的证明，而这份羞耻之心只有在他眼前才会无法掩饰，好像迅速发酵膨胀的面点一般充斥她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然后，她会感觉到她所厌恶的自卑。

前所未有的自卑。

*

房门被敲响时，恰好到了晚饭时间。

“进来。”阿诺德放下手中的笔，抬首看向门口——得到允许后推门进屋的卡夫瑞手里端着盛着一人份的晚餐和红茶的托盘，在踱进门时毕恭毕敬地对铂金发男人鞠了个躬，才上前把托盘搁在桌边。

卡夫瑞注意到在视线扫过托盘内的红茶时，阿诺德眼里的隐怒转瞬即逝——而卡夫瑞能够猜到原因，也早在将晚餐送来之前就想到了这一点。尽管身为助理，在需要的时候把三餐送到上司的房间，并在夜晚替他泡一杯咖啡或是红茶都是卡夫瑞分内的事，但自从茜拉?维多出现后，她几乎都是主动揽下了这些工作。

而好容易死里逃生来到酒庄的这个女人，从上午开始就一直在积极地帮酒庄的伙计做活儿，像是压根就把她平时抢着做的这些工作抛在了脑后——可实际上对于这个狡猾的女人来说，忘记这回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结论显而易见，她是在刻意躲着阿诺德。

既然这点鬼心思连卡夫瑞不多深思都能推测出来，身为当事人之一的阿诺德自然也早已心知肚明了——所以这多半也是他心情不佳的原因。

“先生，彭格列临时总部那里传达了讯息，半个月前部署好的三支队伍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预计明天就实行一开始定下的计划。”将最新得到的消息汇报，卡夫瑞不夹带任何私人情感的平硬语气与往常无差，“要配合彭格列的话，我们与巴利安的队伍也需要在后天正式行动。”

“那就布置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端起茶杯喝了口红茶，阿诺德转眸瞥了眼肘边托盘中的晚餐，没有要及时享用的意思。

颔首，稍作一顿，卡夫瑞还是面不改色地补充：“原先的计划没有把茜拉小姐列为战力，需不需要向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