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惊雷劈断了我的某根神经。

苏枋甚至说的是俄语。

我在碾过神经末梢的剧烈震颤下恍惚了一瞬间，紧接着后撤半步，直接拔出MP443解锁上膛指向了苏枋。

说来可笑，我这一生绝大部分的孤独，都来自不得不顶着乱七八糟的名字过戴着假面的生活的无可奈何。我一度觉得卡莲提亚这个人兴许也早就因为太久不被人呼唤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人世间——可当有人真的在我面前完整地叫出这个名字，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把枪口顶在他的脸上。

“你……你从哪里知道的？！”

苏枋在我的枪口下岿然不动，只是收敛了笑容，镇定得超乎想象。

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和最后存余不多的理智在勉力维持着，让自己头脑清醒而不至于彻底失去冷静：“我的身份是定了密的，没有一定权限的人不可能知道我的名字。你说出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我的国家秘密被洩露了——苏枋，按规定我必须把你押到反间谍局接受审讯。”

“师父告诉我的。”苏枋轻巧地说。

“不可能！我说过，那时候我叫‘安娜’！”

“我没撒谎，就是师父告诉我的——老师，既然你的身份这麽特殊，你就没想过，和老师共事的我师父，身份同样特殊吗？”对比我的失态，苏枋的回答显得尤为冷静，也十分客观，“老师的背后是一个国家，而师父背后，难道不同样是另一个国家吗？”

我怔住了。

是啊——安娜，这种一听就是骗人的名字，老先生——不，中国公安怎麽会相信呢？

他们怎麽可能轻易和一个不知底细的少女合作开展行动，去解决中俄列车大劫案呢，仅仅就因为对方是俄联邦安全局私下推荐的人选？老先生和他背后的机构必然是做了充分的事前调查，把我的情况摸了个彻底后才同意一起执行任务的。

不要说真名了，我的人事关系、任务履历、政治立场、思想态度，想必每一样都是调查得清清楚楚，经过层层审议之后，他们才将我接到北京；否则，老先生凭什麽信任我，凭什麽对我好？老先生个人的好心也绝不会被允许淩驾于国家安危之上。

老先生只是善意地保持沉默，不愿因为这些小事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让我没面子，才一直没有戳穿我这过分随意的谎言，自始至终笑眯眯地称呼我为“安娜小同志”。

我放下了枪，无力地捂住被雨淋得泛起疼痛的眼睛，发出哀叹：“上帝啊，我真是个蠢货……”

“怎麽样，老师？”苏枋托起我颤抖的指尖，“真名我说过了，我们可以说说话了吗？”

雨一直下，眼睑都变得沉重，我快睁不开眼，而苏枋的眸光依然璀璨不伤分毫。

“不行，苏枋……”

我摇头，连连摇头，只觉得天旋地转，摇摇欲坠地支撑着我的最后一口气也濒临溃散了。

“真的不行。”

头脑昏昏沉沉，渐渐没法思考。唯有一个念头死死地刻在我芜杂不堪的思绪里，那就是我一旦在这里允许了苏枋的靠近，接受了他的安慰，那麽我自此将彻底失去与那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的不公的命运浴血奋战的勇气。

我曾发誓要战斗到底，直至用尽最后一颗子弹、流干最后一滴鲜血，我曾以我坚不可摧的意志和精神为傲。

可如若苏枋夺走我的孤独，我便和在枪林弹雨中赤身裸体行走没有任何区别。

老先生曾说过，孤独是我的力量，孤独是我的力量啊！

为什麽，在苏枋面前，我却第一次意识到孤独一直都是一柄利剑，我蔑视它又不能没有它，而它足以刺穿我。

“苏枋，我只想回国，我不能留在这里，我不能……”

我一再后退，苏枋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汪洋般的天空倒灌着涌入眼帘。

“老师……老师！！”

永不停歇的雨声催打着我，逼我往前走，让我失去一切，又劝我不要停留。

我就这麽跌进了横流的雨幕里。

我确信今夜，西伯利亚的大雪又将再一次造访我的梦乡。

17.后遗症

再睁开眼的时候头痛欲裂。

我发现自己盖着被子躺在床上睡到了天亮，而不是像之前随便往沙发或者地板上一横，很容易就能醒过来。空气里的气味干净了很多——有人打扫了房子。

我扶着额头回想了一会儿，只记得昨天我在暴雨里挺不住昏过去了——上帝啊，搞什麽鬼？当年B-52轰炸机载着集束弹要在营地上方定点空投的时候，我都没晕过半秒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