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其称为窗户略有些不尊重，作为这间屋子唯一的光源，它不过是一个长宽约十厘米的洞，钢筋条封得死死，还未生锈，有着刚出厂般亮丽的色泽，看来这栋楼的落成时间不长。楼下一大片光秃秃的空地，二十多米外是尝尝一排三层平顶楼，层高远超普通建筑，三层抵得上普通五层楼。房屋划分规整，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玻璃窗户夹杂我手边这种钢筋窗。左右两侧的房屋尚在建造，已经搭好木结构，正在浇灌混泥土。根据布置的木条来看，这四排平楼正好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字，将中间的空地包容其中。

工人弓身做活，骨头尖锐地顶起肩胛处的衣服，随着运动上下滑动。他们都埋着脸，按体格身高来看，应该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实在太瘦了，胳膊腿瘦得像竹节虫。

对比来看，我所在的这间屋子应该在第二层。屋内设施齐全，甚至配备了独立洗漱间，全天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连浴缸都有。晚上洗澡时，我躺在热水里，不禁觉得日本人略微疏忽大意。屋里没有玻璃电线等可以用来自杀的物品，连床单都是极易撕扯的材质，可见他们防范的态度很谨慎，但偏偏在洗漱间里遗留了浴缸。灌满热水，人往里一泡，死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别说浴缸，就是举起这把铁椅砸后脑勺，给后枕部造成对冲，额叶撞击颅前窝也会形成脑挫伤，很快一命呜呼。

走廊里的扩音喇叭沙沙响了几下，冒出一道别扭的女声，“开饭，开饭……”

我跳下椅子，吹了吹上面的尘土。其实并不存在尘土，脚上的白胶鞋没有一丁点污渍，地面抹了纯水泥，比瓷砖还亮。房门是铁门，不仅上了锁，门外的把手还捆着铁链。双重保险让我深觉自己地位高了不少，是个危险份子。

距离进这间屋子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一日三餐都是通过铁门上的可移动式铁板送进来，我连送饭的人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

广播还在持续不停地发通知，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在模仿讲中国话。走廊里只有这道声波，一层一层吹来荡去，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或者像我这样无法说话。

在粗糙的通知中，有人推着餐车往里走，车轱辘滑溜溜，停下，送饭，再继续走，停在我住的屋子前，送饭，餐车继续往前。不出意外，这栋楼的楼层楼号跟对面相同，也是三层，每层二十六间。送饭的人一共停了八次，这层至少住了八个人，比昨天多了一个，不知道新来的朋友是怎么进来的。

被捕后我一直蒙着布，或乘军车，或骑摩托，或步行，只能凭感觉猜测行进了多远，估计早已离开奉天城，往更北的地方来了，到底有多北？黑河？哈尔滨？反正都是很北的地方，再北只能进入苏联的疆域了。

我取走餐盘，今天的饭是红烧肉。这里提供的餐食多肉多油，不让人出门活动，就像养年猪。这才七天，我的肚皮上已经冒了些不该有的秋膘，这明明是春天。此等违背人体生理节奏的蓄养方式，等同于否定。

吃罢饭，把餐盘放在台子上，会有人收走。头两天我试图把盘子往旁边挪，收盘子的人便不得不开门进来，但是这个笨方法在当天晚餐就被证明无效，因为收盘子的看见没有盘子，会一言不发地直接离开。

没有人说话，我只能坐着瞎想，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莫名其妙会来这里？陈广忠去哪儿了，张海杏去哪儿了，张海客去哪儿了，哑巴又去哪儿了？

没有人能回答。

兜里的信烧干净了，全身上下我没有一件能证明事实发生过的物件。若是以前，我一定会坚信自己的记忆。但张家人存在，我体验过青铜铃铛的幻术，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捏造一段我未曾经历的故事。

记忆有什么用处，它又能证明什么呢？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工人们聚到一旁领饭，三三两两蹲在一起，看起来只有馒头和稀粥。训练场旁的空泥巴地生了些小草，绿油油，浅浅一层。春天来了。

两周后，我第一次踏出这间屋子。

这天早饭饭点，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听见大喇叭响，正怀念昨儿那顿会不会就是断头饭，早知道就多吃一些，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我躺在床上吹口哨，吹一段没名没调的曲儿，也忘了是从哪儿听来的。正吹得出神，一个走路咕叽咕叽响的人推门而进，把我吓了一跳。

他穿着白色工作服，嘴上套着七、八层厚的纱布口罩，头上戴着白帽子，配有一双橡皮手套和特制的眼镜。此外，脖子上还系了一条长到脚尖的橡胶制围裙，脚上穿着高到膝盖下的长胶靴子，那断断续续的咕叽咕叽就是橡胶摩擦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