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生那张纸条上写着一首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若不是他亲口承认情况紧急，我差点以为他这是在以公谋私。

凡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在我的帮助下，李烈生与北平□□建立了稳定密切的联系。这三个月里，我前后共帮他传递二十多次信息，我试图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结合战事，分析出黑话解码表，但可对比的文字太少，这次努力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过了春节，很快便开春。隐匿一整个冬天的日本人又开始肆虐，随着日殖地面积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只能后退，身处驿站，偶尔都能听到一两声悠远的炮响，隔得不远不近，像延迟了两个月的除夕夜鞭炮响。物资紧俏，火药都运去造大炮了，过年时我们朝天放枪以作祝福。

三月初，老黄坚守的锦州终不堪重负，全城失陷，他投张学良而去。离别匆匆，只来了封密信，可惜的是，一屋子十个人，没一个人能读懂。老黄这封信是写给张家人的，我姓齐，而陈广忠姓陈。

没过多久，通讯站也撤了，翠姐回马家岗子村收尸，我跟陈广忠走了一上午，终于回到白旗堡村。村口已经没有人驻守，四处都是烧过的黑灰，有个姑娘在废木里翻能用的铁锅，看到我们回来，笑着笑着就开始哭，我问她哭啥，姑娘指着之前用作训练场的空地，“你是医生，你去看看吧，军医说他们都没救了。”

空地上就地搭建着医疗帐篷，花花绿绿的床单片子下面躺着流着花花绿绿肠子的民兵。有两个军医挨个查看，看一眼判断伤太重没救，就指着褥子上的士兵说，“抬走。”空地不远处有一个个并排的大坑，土堆冒着初春的热气。两个戴白头巾的男人在一旁忙活，把军医挑选出来的废人扔进土坑，扔下去的时候人还活着，在坑底一遍一遍的哭喊，“我还有用呢，我还有用呢！”一边挣扎想爬出来，肠子顺着滑落的土块往下掉，跟旁边人的搅和在一起打结，分不清是谁的肠子，土坑很快涂满红色。

姑娘也追过来，躲在帐篷里擦眼泪，军医忙过一遍，把一瓶烧刀子塞到她手里，指着地上断了一只手的男人道，“快给他的伤口包扎！”

姑娘被吓得不轻，眼泪一股股往下流，砸到绷带上，估计绷带很快就带盐分了，她一边哭一边叫，“我不会啊！骨头都露出来了，我给他折断了怎么办啊！”

我走过去抢过酒，“已经断了，你别捏碎了就行。”

陈广忠拎着小皮箱，左看看右看看，像在找人。

我蹲下去给伤患包扎，用镊子捡走碎掉的骨头，“你在找什么？”

陈广忠往外走了几步，“张亥那小子呢？怎么不见他。”

我心里咯噔，忍住寻人的念头，让姑娘再去医疗箱里拿一卷绷带，“你去找找，我这里走不开了。”

陈广忠把皮箱放到帐篷一角，看了看室内凄惨的情景，扭头离开了。我无暇多想，只得赶紧低头做应急处理，实在救不过来的伤患，只能送进大坑。姑娘旁观一下午，到了晚上，竟然也能有模有样地进行一些简单处理。歇息的间隙，我问她怎么敢了。姑娘喝了口烧刀子，低头把手上的血液往围裙上擦，“我看到了我哥哥，日本人砍断了他半截身子，半边胳膊都丢了，军医说他没救了，让我给他擦擦血送终。我一碰到我哥哥的血，就什么也不怕了。”

忙到夜里十二点，实在困得要紧，但入眼全是内脏和裂开的伤口，上一批扔进大坑的人还在低声叫唤，睡意在这些声音画面面前彻底绝望，退到花花绿绿之后。我跟小姑娘坐在帐篷外面，寒风吹面，空气里全是血液的腥甜。

姑娘突然笑了两声。我问她笑什么。姑娘道，“怎么觉着吸一口气，里面都是血沫子。”

几天之后，我随陈广忠北上。老黄的那封信揣在我的兜里，紧贴着张海客的纸片，在厚衣服衬托下，轻飘飘的仿佛根本不存在。

我跟陈广忠潜进奉天城，途中人多眼杂，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我们相约在关帝庙见面。我兜里一个子也没有，唯一有用处的便是手提箱里的电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电台屁用没有，只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我被日本人抓到，这部电台就能让我死几十次。

我心中焦急，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找店求容生，最多敲敲门，讨口水喝，讨口饭吃，好不容易躲来躲去，终于躲进关帝庙，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我钻进后房，光线暗淡，只有那扇紧闭的窗户透进来一些光，四处垂着灰白的粗线，我用手摸了摸，线缠一手，沾着一层厚重的灰尘，好像自我们上次离开，便再也没人来过这里了。我不禁怀疑，那天所见是真的吗？没准是张海临用铃铛造的幻境，让我不知不觉间深陷其中。我照着记忆里张海楼的样子在屋里摸索，试图找到机关，没准地下室里有储备粮，能让我填填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