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西岸下船，来的金山，时人称做大埠。迎接的人是被派驻金山的一个公使馆参赞官，这位祖籍番禺的参赞官，只能用洋文跟慎年交流，跟只会吴语的何妈，完全是语言不通。到华埠一间小茶馆歇脚时，参赞官叫了茶馆的老板出来，何妈才知道，这个还留辫子、穿布鞋的林老板，竟然身负绝学，精通英文、粤语、闽南话及苏州话，因此除了在华埠经营茶馆外，还给本地市政府、法院、来美访问的华人官员充当临时的翻译。何妈忙道：“林老板个人真钟好。”林老板定睛将何妈一看，说：“你温州人嘎？”何妈在上海，只肯承认自己是宁波人，被林老板一问，忙点头：“东坪乡人。”林老板瞪着眼睛道：“莫开玩笑，我老婆也是东坪乡嘎。”忙走去后面，叫出来一个穿大襟衫、攒髻裹脚的妇女，将何妈一打量，说：“朱大嫂，你娘家姓什么？”何妈说道姓何。林太太说：“你是小阿秀吗？”走过来又道：“你小时候在河里洗衣服，把棒槌丢了，跳下水里捞，险些淹死啰。还是我用竹竿把你拖上来的，你还记得吗？”何妈忙说不错，二人不意还有这样的奇缘，忙把手拉手，一个称姊，一个呼妹。

林老板自去斟茶，请众人落座，才说道：他有个极好的消息，朱宝驹在大埠结识的许多同乡，自愿筹了一笔款，赔给那个死了的洋人的家眷，请帮忙在法庭上说一说好话，公使馆亦聘请了律师，极力斡旋，现在大约已经确定会判一个防卫过当，失手致人死亡，换做案犯是洋人，当庭释放的先例也有，可惜朱宝驹是个华工，免不了要在班房里蹲个十年八载。对林老板而言，已经是华工的极大胜利了，何妈听着，脸颊好像越发凹陷了，只剩下两个乌黑的眼眶，怔怔地把林老板盯着。

林老板道：“朱大嫂，你不要难受，班房里那些洋狱卒，其实不大会虐待人的，也有饭吃。冷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同乡，还曾托我送衣服鞋袜给他。人并没有吃许多苦，过几年出来，兴许还胖了哩。”

何妈其实在包袱里也装了几件男人的里衣、鞋底、袜子，都是用上好的料子，密密的针线缝的，这会当着林老板等人的面，被人一口一个朱大嫂叫着，反倒不好意思拿出来。她抱着包袱，喃喃道：“真不要吃苦吗？”

林老板再三保证道：真是不用吃苦。“这是现在，前些年刚来的时候，谁还不吃苦？矿挖没了，又被赶去修铁路，没门路的，在铁路上扛沙子，捡煤块，有门路的，在华埠跑堂，打杂，给洋人卖苦力一辈子，连老婆也讨不上，所以有点钱，都去喝酒打架了。要我说，有现成的船，被遣送回国倒好了，去宫里当太监，都比这里轻省，伺候老佛爷，不比伺候洋人好吗？”

林太太道：林老板是光绪十年来的，有同乡帮忙，有幸在华埠落了脚，她则是拳民闹事，到处打毛子，林老板一家被划分为“二毛子”，林太太才携儿女偷渡来金山，和林老板团聚。“阿秀，好歹再熬几年，你跟朱兄弟也就团聚了。”

何妈揣着心事，嘟囔道：“现在是民国政府了，不打毛子了。”

林老板道：“那些人真把太后和皇上逼退位了吗？是杀头了，还是流放了哇？”

何妈道：“没杀头，也没流放，还在京城里住着。”

林老板道：“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呀。”

林太太对何妈道：“那个女人，年纪比你还小些，不到四十岁，也常去看朱兄弟，说：她愿意等，以后朱兄弟老了，她伺候他。你要是愿意，我就领她来见你。你不要不好意思，你是大，她是小哩。”

别人尚不怎么样，何妈立时明白过来了。原来是个老妓|女，为了她，朱宝驹差点把命送了，难道是为了她“仁义”吗？何妈脸色严肃了，摇头道：“阿姊，你们不要跟人家说我来了。”又催促林老板道：“能去班房里看人了吗？”

有公使馆的证明，何秀是朱宝驹的家眷，允许探监，令年便留在了参赞官的官邸，林老板带了慎年和何妈来到监狱。何妈是生平初次进班房，两只手把包袱边攥得死紧，只听见洋人叽里咕噜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议论自己呢？或是商量着要给朱宝驹拶手指，带行枷呢？她没心思问林老板，两眼把那铁栅栏围成的窗子盯着。耳朵里听见鞋底子在地上拖得刺拉拉响，何妈忙站起身，她先瞧见的是两个人高马大的洋狱卒，然后才是一个盘着辫子的小个子男人。好在他没有戴行枷，只有手上和脚脖子上拴着铁链，所以走起路来，慢吞吞拖着步子。何妈留神去看，这哪是朱宝驹呢？瘦条条的脸盘，两个半闭半睁的眼睛，半点神采也没有，他只是狐疑地打量着她，没有张嘴，看不出来牙口好不好，可耳朵旁边，的确是有个拴马桩！何妈把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她就想问他一句话：“宝驹哥，你还认识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