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来看文明戏，其实也是土洋结合，两个穿了时装的戏子，一男一女，在打围鼓清唱。男戏子长得很清秀，玉珠才在嗟叹身如飘蓬，转瞬就把注意力移到了对方身上。

令年见她听戏听得聚精会神，心想：玉珠有些学识，所以不甘心做别人的附庸，可她又天性懦弱，没有勇气去独立谋生，程小姐和她身世相似，但决计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她不讨厌玉珠，但也不想做玉珠。令年下定了决心，用绢帕揩了揩手，走近窗畔，往对面望了一会，径直下楼，把金波叫到茶馆外，问他：“你说看见于家人在云南，是谁？”

金波本意是要替杨廷襄试探试探令年，见她追问起来，他支吾了一下，说：“太太，我也不知道呀。”

令年作势要闯进领馆：“你不知道，你们少爷肯定知道，我去问他。”

杨廷襄这会正人五人六地在禁烟会上发表讲话呢。金波生怕令年要当众上演一出母老虎发威的戏码，忙把她拦住，不得已道：“我是真不晓得他叫什么，太太，就是以前跟你一起来过红河甸的伙计，还跟去安南贩过米，好像姓吴。”

令年错愕，“宝菊？”

金波点头，“是他，现在阔了，架子比你们二少爷还大呢……”

她在那里前思后想，失魂落魄，原来金波看到的人是宝菊。令年愣了半晌，说：“宝菊早不在于家了。”没再多问，转身走回哥胪士洋行。这一惊一乍，心理上倒轻松了很多。到玉珠身旁落座时，玉珠戏正听得入迷。

令年捧起放凉了的茶，还没喝，自己先轻笑了一声。玉珠骤然回神，嗔道：“太太，你笑什么？”

令年暗想：我还当自己有多大的胆子和底气，原来也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台上围鼓打得错落有致，令年回眸，对玉珠笑道：“我在想一句话——有心争似无心好。”

玉珠心里有鬼，当即想到下一句，正是“多情反被无情恼”，她还当令年笑自己痴，不觉红了脸，把发鬓理了理，引颈去瞧座钟，“时候不早了。”

“别急，”令年将手袋里的钱给她看了看，暗示一会要募捐，“戏还没唱完呢。”

玉珠不好意思再盯着戏子瞧，默默坐了一会，抑不住满腹愁绪和情思，又凑近令年耳畔，问：“你在上海时，有要好的朋友吗？”看着令年，舌尖里吐出两个扭捏的字，“男的。”

玉珠献殷勤时，要捏着嗓子叫令年一声阿姐，论年纪，她俩其实相差无几。令年经历过了很多心里的矛盾和苦恼——刚才一番心绪翻腾，此刻已经归于平静。她说：“有。”

玉珠把手绢叠来叠去，声音很细微地说：“我也有一个。”过一会，又说：“长得很清秀的。”

令年自己心有所属，对杨廷襄没多少愧疚之心，但杨廷襄对玉珠还是不错的，万一玉珠琵琶别抱，和男学生或是男戏子跑了，难保杨廷襄不拿她这个大太太问罪。她忙劝玉珠道：“咱们的杨军长生得也不错呀。”

玉珠怨气十足：“绣花枕头一包草。又没定性，见一个，爱一个。”

两人嘀嘀咕咕的，戏已经唱完了，众人被召集募捐，令年早备好了，拿了一百块钱出来，既不张扬，也不失杨军长太太的身份，玉珠是跟着令年来的，没带多少钱，但又不愿意给人看清了，便把手上的金戒指退了下来，对方问两位女士的芳名。

令年道：“是于小姐。”

玉珠道：“是杨太太。”

两人是一起开口的，令年察觉失言，忙道：“是杨太太，”支的是杨家的钱，当然是要替主人扬名的，她清清楚楚地说：“杨廷襄的太太。”

甫一抬头，有个白衣、黑裤的人就在身旁，他也正低了头，看着红十字会募捐的人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了“杨廷襄夫人于氏”的几个字。不知哪个更莫名其妙，是红河甸土匪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志士，还是上海的于小姐成了云南的杨太太？“杨廷襄的夫人？”他问令年：“不是杨金奎吗？”

令年张了张嘴，想要显得从容不迫，她低下头，有些仓促地把钱袋收起来。

慎年看她一眼，从兜里也随便拿出一张票子，放在募捐的桌子上。记录员忙道了谢，问：“先生贵姓？”

“我是她二哥，你说我姓什么？”慎年冷道，见令年一副慌乱的样子，他没有多说什么，径自走过去，从屏风上把自己的衣服取下来——原来那不属于某位爱扮男装的时髦小姐，而是慎年早先落在厅里的。

“我等你有一阵了。”他说，把衣服套上，攥住令年的手臂，半强迫式的把她拽出了哥胪士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