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小儿子对张秀琼的感情最深，所以他很希望自己的母亲可以活下来，平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

还时常找网络上关于艾滋病治疗好的案例，又出钱又出力，生活过得很是艰辛。

很多人都说艾滋病治不好，劝小儿子放弃，但是小儿子却坚持表示这病虽然治不好，但是完全可以控制艾滋病病毒载量。

相信自己的母亲通过正规治疗也一定能被抑制住艾滋病病毒的生长复制。

自从老伴去世后，季改珍就一直独居。

去年，亲戚介绍了同样丧偶的赵叔给季改珍认识，两人很聊得来，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过日子，子女们也很支持。

与赵叔在一起后，季改珍不再担心怀孕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安全措施。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谁知有一天，赵叔突然告诉季改珍，他感染了艾滋病，跟以前的经历有关。

“你看起来老实本分，没想到也会做这种事！”

季改珍没有继续纠缠，赶紧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不出所料——她也被感染了。

医生告诉季改珍，伴侣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如果不做安全措施，就很可能传给另一半。

尽管赵叔不是故意的，但季改珍承受了这一结果，两人的关系匆匆结束了。

季改珍的故事告诉老人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如果对方有过高危行为，最好去医院检测一下。

蒋师傅是一名家电修理工，妻子去世后，他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终于熬到儿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

蒋师傅停下忙碌的脚步，没事时就去逛公园，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一起喝茶、按摩。

有一次，在一家足浴店，蒋师傅认识了四十七岁的小芳。

小芳在店里打工，交谈中，蒋师傅得知她是自己的老乡，距离瞬间就拉近了。

后来，蒋师傅经常提着大包小包往足浴店跑，有啥好吃的、好用的，都给小芳留了一份。

几个月后，小芳突然决定回老家，蒋师傅心灰意冷。

十一月初，蒋师傅要做脂肪瘤切除的小手术。

但术前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他“hiv抗体阳性”。

“我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蒋师傅一开始难以置信，不愿再回想起和小芳的经历。

在医生的开导下，蒋师傅慢慢接受现实，调整心态，开始服药。

今年六十五岁的陈大妈，是一位退休女教师，退休之后日子过得还算清闲，偶尔会帮着儿子带带孙子，闲下来的时候就会和昔日好友聊天打麻将。

不过陈大妈一直都是处于独居的状态，儿子很少回家，最多也是打电话慰问。

在家的陈大妈经常感觉到无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甘心。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和老姐妹喜欢上了跳舞，通过跳舞结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还和一位拉二胡的长得比较儒雅的老罗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性爱。

前段时间陈大妈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从我的家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孙子。”

六十一岁的吴大胜对安朵谈到过去时充满了悔恨。

对于老年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在得到诊断的那一刻不再是“好人”。

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这种“肮脏的疾病”是可耻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疾病，如何预防，或者艾滋病的后果。”

这是安朵看到的大多数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面临的困境。

性需求和孤独感交织在一起，这是老年人无法形容的焦虑。

二0一五年，普宁全市报告了三百九十一起病例，二0一八年，有五百零三起报告病例。

在普宁六十岁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量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着孤独、歧视、恐惧和自卑，这些都是老年人们无法在内心表达的。

“我现在只要一走出去，当我看到村子里有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嘀咕我得了艾滋病，骂我不是个好人，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曾经的吴大胜为了养活一对孩子，一年到头都在工程队打工。

作为一名妻子十多年前去世的单身农民工，吴大胜年轻时每天早起赚钱。

对于性，这个害羞而难以形容的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吴大胜没有丁点的关系。

吴大胜回忆说，可能的“中标者”应该是他在平坝县建筑工地时出去找的那个人。

二0一六年四月，吴大胜在普宁市平坝县郊区的一个项目上努力工作。

一天，他喝了酒，去了一个他久闻的地方——三角花园，因为那里有非常便宜的特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