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节已慢慢步入夏天，街边的花树有些都已经开始落花。黄黄红红的一片片细小花瓣散在泥沙子地路面上，迎面一辆小卡车驰过，它们都凌乱地飞舞起来，有的便远远地飞到了看不见的小沟道里。我和华祺朝着太阳落山的西边往家里走，那屋顶上方半规的火红夕阳嵌在周旁浓郁的白色云条里，整一片天空形成一块极美又极雄壮的景象。我们像平时一样拉着手向前走，可是那天的华祺却有一些些忧郁。

走过一半的路快要转进通往家里的小道时，华祺突然和我说：“佳佳，以后我可能不能经常等你下课了。”我问：“为什么呀，小祺？”华祺说：“梅田田很可怜，我想帮帮她。”我又问：“梅田田为什么可怜？”华祺说：“梅田田每天放学都要帮父母干活，所以她的学习才不好。”我说：“可她不是每天放学都到学校里来坐着吗？”华祺说：“那是她借口逃出来的，只有在学校她才能学习，平时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愿意和她玩，她又不敢去找老师帮忙，所以只能放了学躲在学校里自己看书。”

下一次我去歌唱班训练，中途溜出来去找华祺。走到隔壁的一年一班，我看见他们坐在窗口，华祺一边用笔在书上指指点点，一边不停向梅田田解释问题。虽然九岁的华祺对于任何问题的解释都显得十分笨拙，但我看得出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认真思考并极力要达到能让梅田田理解的目的。

我在教室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华祺和梅田田都没有看见我的路过。当我结束歌唱班的训练再回来的时候，梅田田已经走了，华祺却依然坐在窗口翻着那本《十万个为什么》。

劳动组长的光荣

华祺依然每天等我回家。在与梅田田一起学习的这段时间里，华祺的成绩也不知不觉地有了更大的提高；而我因为沉迷对音乐的爱好，这个学期的考试我落在了华祺的后面。拿到成绩单放假的那个上午，华祺第一个跑出教室到隔壁的门口向梅田田挥手。我整理完书包出来，正好梅田田满面笑容地迎过来，高兴地把自己的成绩单递给了华祺。

她的那张成绩单上除过写了两个100以外，在下面的批注处还有老师额外补充的“优秀”评语。我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出于小孩子天性中掩饰不住的妒嫉心情，我一把抢过华祺手里的那张成绩单塞还给梅田田，生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就自己考，不要叫小祺帮你。”梅田田的笑脸凝住了，红着脸看一眼华祺转回了教室。而霸道的我一点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她本就十分脆弱的自尊心，更向她走回的背影甩去了一个鄙夷的白眼。

华祺久久地没有和我说话，走的时候，他没有安慰梅田田，也没有指责我的任性。他的神情甚至看不到一丝为难或不悦的痕迹，可是一条路上，他没有和我说话。

他像往常一样拉着我的手，注意前方人来人往，坑洼不平的道路。每到一个泥泞沼泽的小沟旁，华祺总会将我轻轻一拉，把那平坦干燥的路分我一半地走过去。我心里知道华祺是不喜欢我这样对待梅田田的，于是用道歉的语气跟他说：“小祺，下个学期你还要帮她吗？”华祺低着脑袋只是点点头，却没有吭声。

我顿时感到委屈至极，也低下了头。我的成绩掉了下去，为什么他就没说要来帮我呢？我忍住已经渗在眼眶的泪水，说：“为什么小祺要帮她呢？”华祺依然是那句说过的话：“因为我觉得她一个人很可怜。”我说：“可是她也有那么多同学，她可以让别人帮她的呀。”华祺沉默了一些时间，才说：“梅田田的同学都在背后说她，不愿意和她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摇了摇头。华祺说：“是因为她妈妈以前跳河自杀过，救活了以后脑子就有了一点问题，所以梅田田要帮着家里干活，但是她生了病的妈妈却一直在打骂她，她才不得不逃出家来到学校去的。”

这个暑假，我和华祺一起看完了爸爸向别人借来的二年级上册的课本。当我对数学课本上那些简单的加减乘除还茫然无措时，华祺却已经帮着菊姨计算小店的进账和开支了。这一年的华小叶已有六岁，因为日日地缠着华祺给她讲我们语本书本上的小故事，一个假期下来，华祺便也把课本中一些短短的篇章给背下来了。

开学以后，华祺的功课学得很轻松。功课之余，华祺因受到老师的喜爱和他自身的要求，便在班里担当了一些更重的职务，而其中的一项就是每日放学都要留下值勤的劳动组长。劳动组长在当时我们的学校里拥有很多的义务和权力，他不仅要负责保证班里每天放学后的劳动值日，同样在早晨早自修之前必须将学校分配给每个班的包干区打扫干净。每一周学校都会评出一周劳动之星，发给一面红旗挂在教室里。这对班里的每一位同学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