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暖暖，我放学啦。今天老师排了座位，老师说男孩要跟女孩做同桌，你猜谁是我的同桌？”

“同桌是什么啊，哥哥？”晴晴问了我也想问的问题。

“同桌就是我们俩用同一张桌子，挨着坐。”

“那谁跟你挨着坐啊？”我问。

“水水，正好我俩一桌。”

好一段时间，我都是早早去安家听晴朗带回来的新鲜故事，晴朗会把他在学校学到的数字，儿歌都津津有味的教给我和晴晴。周末的时候，我们玩起了“老师学生”的游戏，晴朗扮演老师，像模像样的学着他们老师的腔调给我们讲课。扮演学生的人是我们这些还没上学的小毛孩，水水和他们班里的几个同学也会一起参与。虽然他们已经上学，由一个老师教出来，可是晴朗提问的时候，水水和她带来的伙伴几乎和我们一个水平，各种出错。

我们特别崇拜我们的小老师，以至于我们“课后”的游戏都是以一种尊重老师的心态听晴朗的话，晴朗的话是不容违抗的圣旨。

小时候的世界就是可以纯粹到无条件的服从一个人，没有关于利益的很多复杂心思，我们的开心不开心都可以坦诚相露。

后来上学后，我们只在周末作业写完的时候重复着那些游戏。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却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自以为还算聪明，跟着小老师“晴朗”学数字的写法，跟着爷爷学简单算术。但是没人教我拼音，我想不到第一节拼音课就会让我感受到了来自老师的无情冷眼和第二节课的“驴踢肥臀”。当我拼尽全力画那个老师嘴里说的：“先画一个小圆圈，再长个小尾巴，特别简单是不是？对，同学们都很棒。夏暖暖，你的错了，尾巴不要出头。”老师这样说的时候还是亲切温和的刘老师，当我一遍遍的把“a”写成“Q”的时候，刘老师的态度已经很不耐烦，可还是忍着躁动握着我的手写了几遍“你看，尾巴伸出去就不是‘a’了，回家多练习几遍。”

布置的作业是两页“a”，我生生的一笔一画写了两页“Q”交上去，第二天，大家都是两个和气的对勾和“100”分的模样，只有我是两个黑白无常般的大叉，这就是说我是全班最笨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拎到黑板上，让我写“a”,我死活就是写不对，就是写成了“Q”，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看出来我写的是“Q”，我丝毫发现不了二者的差距，心里一肚子委屈，明明都一样，为什么我的就不对呢？然后我就站在黑板上莫名其妙的受了两脚。我的自尊心被伤害了，我也深刻的彷徨老师这种危险的动物。

我们这一代人，背过太多赞美老师的句子，“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老师是人生的指明灯”“蜡炬成灰泪始干”，然而我们见过太多无私的园丁打着为你好的旗帜，坚信“不打不成材”的祖训，用他的巨无敌拳头和飞腿甩开来，使尽全身力气向我们袭来，我不是没见过园丁们打飞的学生，也不是没见过被园丁们打下印记的学生，他们闲余时光不琢磨怎么改正教学方法，总是琢磨怎么变着花的体罚学生。我见过最有“创意”的体罚是：搓一根麻绳，打一盆凉水，脱了裤子，水把麻绳沾湿打屁股。那些小孩的屁股被打出一绺一绺的红印也不敢声张，因为哭会被打到不哭为止。见过最狠毒的是用旧电线缠成一根粗粗的教鞭打在孩子身上。我小时候就特别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喊着为学生好的老师，自家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怎么就不为他们好，使尽花样的打呢？后来明白了，哪里来的为好，不过是兽性的释放罢了。

那一整节课都在害怕和羞愧中度过。我多么庆幸第二个拼音是“O”，我得以免于一难。放学的时候，我的自尊心都不允许我和晴晴（我最亲密的朋友）提起我挨揍的事，晴晴也没有说起。水水放学的路上见我，就问：“暖暖，上学好不好？”

“不知道，我的‘a’总写不对。”

“哈哈，比我也笨啊，我都会写呢。会越来越难的，你往后可怎么办？”

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被同学们称呼：“母夜叉”，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我对人总是逆来顺受的，委屈也只会偷偷抹眼泪，不会告诉爷爷奶奶，因为怕他们担心，怕他们愧疚自己没文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被辅导。

我玩游戏从来都是拖油瓶，所以总是被同学们冷嘲热讽偶尔夹着暴力欺负。晴朗有时候会替我出头，但是毕竟不在一个年级，顾及不到，云飞本就嫌弃我，偶尔也会跟着他们嘲笑我在游戏里的滑稽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