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你挣了多少美元？”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

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

但校长却答非所问，说唐延只是个孩子，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对读者致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涉及任何惩罚，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

“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还未等父母说什么，唐延已经开口，平静而又坚决。

就像十年前，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No，thanks.”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

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他被停学了。

到了第二年，风向又变，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念书，运动，社交，拿到毕业证书，去伯克利上大学。

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身边的同学们照旧念书，运动，社交，而他无法欢乐着他们的欢乐，享受着他们的享受。无论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冷眼旁观，就如同一个局外者。尽管他生在此地，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文，尽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学，Free speech movement 在当时的校园里已有萌芽。但他还是觉得身边人的所说所为，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不在一个时间轴上。当他的同学对世界时事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只想对他们说，你们连这个岛都没出过，你们根本不知道彼岸发生了什么。

最终，当他说出自己的打算，父母并不算太意外，他们一直都很懂他。

母亲只是说：“你知道你父亲没办法回去。”

“我知道，”他点头，“我已经成年，可以一个人走。”

然后，父亲又道：“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他顿了顿才答：“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边的事。而且，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

一阵沉默之后，母亲才开口：“从前有人对我说过，战争是过眼烟云，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

“那人写的什么？”他问。

母亲一笑，没有回答。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到了那里之后，再搭船去新加坡。他旅费充足，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他给母亲拍去电报，母亲回电说，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

船到码头，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是父亲从前合伙人的儿子，已经混得如当地人一样。鲍德温为他联系了一个华侨团体，他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返回中国大陆。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莲嘉的荷兰邮轮，船上几乎都是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起航之后，船继续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经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宾的棉兰和吕宋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