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嘴里像含着个球，讲话口齿不清。费嘉年直觉情况不妙，丢下塑料袋腾出一只手抓住她：“你还好吗？”

纪南捂着脸，叽里咕噜不知在说什么，费嘉年只觉掌心灼热，她的体温明显高到异常。

“去医院了吗？”

“……去了。”

“你现在在发烧，知道吗？”

“我生病，发烧，发烧正常的。”

她还不当回事，费嘉年看她就剩半条命了，当机立断：“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腮帮子疼得厉害，说话都疼，纪南烦得要死，只想让费嘉年别多管闲事，费嘉年却拒绝接收她的信息，指挥冯一多把病历卡拿来，用羽绒衣把她一裹，推球似的推着她往外走，关门前还不忘叮嘱冯一多：“来不及做饭了，记得把菜放进冰箱，自己蒸个包子，会吗？”

冯一多已经懵了，点头如啄米，门一关才回过味来：啊这？费老师？什么情况？

接着就是跳脚：早跟她说了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她怎么就不听呢！

费老师管不了这么多。

路上有点堵车，到医院已经快六点，只能挂急诊。纪南烧到三十九度，医生都觉得吃惊：原本成年人得腮腺炎的几率就不高，烧到这个程度更罕见，可见这人的免疫力是真的不太行，就怕她把脑子烧坏了，赶紧开药挂点滴。

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纪南提不起精神，好在有费嘉年跑前跑后地挂号、拿药、带她做皮试，她只需要像个小孩子一样跟着走就行了。最难受的是皮试后等待的二十分钟，她烧得厉害，垂着脑袋缩在羽绒衣里发抖，旁边有小孩尖声哭泣，她想捂耳朵，但手揣在兜里，连抽出来的力气都没有。

费嘉年上哪去了？她有点埋怨，转念又想，啊，人家费老师是当雷锋来的，菩萨心肠，慈悲为怀，她倒好，还怨上了，真是不识好歹。

昏昏沉沉间，有人在她跟前蹲下来，问她：“难受吗？”

她竭力睁开一只眼睛，从缝里看到费嘉年。还是漂漂亮亮的样子，白皮肤，月牙眼，是小时候爸爸去广州出差带回的礼物，雪肤乌发的瓷娃娃，长睫毛轻轻抖动。

“怎么是你啊，my friend。”

她咕哝道。看她脸色非常不好，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记得说俏皮话，是有意要宽慰对方：别担心，我好着呢，还会讲笑话。

费嘉年笑了：“怎么？刚认出我？”

“我丑着呢。”

答非所问。费嘉年蹲在她跟前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脸大有福气。”

“别大一边啊。”

“你还想两边都大？”

“那不挺好的，脸大有福气。”

歪理一套套的，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费嘉年伸手摸她额头，她试图躲开，但实在手无缚鸡之力，被费老师强硬地控制住了。

还烧着。

费嘉年向来很注意身体健康，上回病成这样还是上高三的时候——第一次上高三的时候。

何安平邀请他去北京，他兴冲冲地拉着行李，从长江之南飞到飘雪的首都，母亲就在机场外等他回家过年。她在北京也有一个家，一百五十平的高层公寓，装修成现代风格，举目四望，都是黑白灰三色，只有她给儿子准备的房间例外：她把墙壁刷成鹅黄色，窗帘图案是七巧板，窗口放着小小书桌，木质书柜里空空荡荡，因为这间房间的主人从未来过这里。

你喜欢吗，年年？妈妈早就给你留出来了，喜欢吗？她这样问。

费嘉年点头，说喜欢。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太多年了，他的成长过程中，何安平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他早就不是小学生了，但她对他的喜恶一无所知，只能按部就班，照搬样板间里的小孩房。

他不喜欢，但他知道怎么做才正确。妈妈悄悄松了口气，揽着他说：走吧，我们去吃饺子。

那年冬天对费嘉年来说意义非常。小学毕业以后，他第一次拥有了和母亲长期、稳定地共同生活的机会，每一天都十足珍贵。假期即将结束，何安平问他要不要带点东西回去给爷爷，他才恍然发觉自己竟把爷爷抛到了脑后。不只是爷爷，还有爸，还有信川。

费嘉年没能按时登上回程航班。最初的最初，那只是一场小感冒，接着他就开始发烧，何安平都没反应过来，这场小病迅速演变成了肺炎，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将他牢牢困在了北京。同龄的朋友们都已经回校准备高考了，他还在北京住院，何安平试探着问：要不干脆明年再考？就在这儿多养几天病。

费嘉年说了好。

时隔数年，他已经不太记得自己吃了哪些药、打了什么针，但记得有那么两天，医生甚至考虑给他上呼吸机。晚上睡不好觉，何安平就躺在边上，一听他咳嗽就坐起来给他顺气，抱着他的头低声说：没事的年年，你不会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