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得很对，大凡天下皆俗人占多数，所以，才会受追求个人利益的驱使，天天争得你死我活。犯人也是人，同样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你争我斗。”

“你是认为犯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要想彻底消除确实很难，不过，要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呢？”

“我的理解是，作为人应该有所追求才好，如果一个人什么追求都没有了，那反而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这又是为何？”

“因为人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服从领导和管理，归根到底是由于其本性上还存在有对追求利益的冲动，举例来说，如果整个S监狱数千名犯人都不想获得监狱的减刑奖励，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照我看，如果真是这样，那S监狱的干警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两倍甚至增加叁倍恐怕仍然不够应付。要知道，如今监狱对犯人的监管，有很大一块是靠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而之所以有犯人愿意站出来不怕其他犯人打击报复替监狱去监督管理别的犯人，其原因很简单，主要是由于他想得到比其他犯人更多得多的减刑幅度。如果有一天规定，在监狱服刑改造的犯人，一律不得获得减刑奖励或不再实行将犯人改造表现与减刑幅度挂钩的政策，那么，到那时还会有犯人愿意站出来为监狱干警服务并主动申请帮助干警去教训其他的犯人么？我看，不仅不会有，而且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有道理。”

“所以，人有自私心理未必是一件坏事，只好管理得当，引导得好，完全可以利用它来干一件正事和好事的。扩而广之，如果人类没有了自私的本性，那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文明程度，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所以，问题应不是要不要让其存在，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其度与量的关系。换言之，分寸掌握得好，坏事可以变好事，分寸若掌握得不好，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一点，用在监狱管理犯人方面，同样是适用的。”

“你说得很对，任何事物只要抓住了其主要矛盾，其他的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也许是高科长感到每次与杨凡聊天，都能有所启迪，当然，也许两人认识问题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或高度，所以，谈话时才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共识，彼此才会感到越谈越投机，犹如同道朋友一般。总之，在整个建新学校，所有犯人都知道，高科长最愿意与之聊天的对象就是杨凡，而杨凡由于有了高科长这个靠山，也因此而在犯人中间奠定了一定程度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最近一段日子来，在杨凡大脑中考虑最多的就有关应在什么时候减刑或有可能减多大幅度刑期这样一些问题。

一天，杨凡仍像往常一样，早上七点整就随图书组犯人一道开工来到建新学校，杨凡坐在了资料室的椅子上，他突然想起学校所订阅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已有好几天的报纸没有用报夹子夹起来，于是，他立即站起身来把近几天由教育科转过来的报纸全部抱了出来，并放在了资料室里杨凡用好几张桌子拼凑而成的写字台上，准备一一将其清理夹好，以供学校其他犯人阅读。这时，高科长也来到了资料室。

“高科长来了，请坐。”杨凡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边打招呼边为高科长泡茶。

“今天学校本来是陈干事值班，但由于科里安排他去附近镇上采购一些文具用品，一时找不到其他干事顶替，所以，暂时只好由我替他值班。”

杨凡一听，觉得何不趁此机会就有关自己减刑之事向高科长讨教一番，顺便也好听听他对自己减刑的意见。主意一定，杨凡说：“高科长，听说下一批有机会减刑的犯人就要报材料了，是真的么？”

“你怎么知道的？”

“高科长，这事您也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样说吧，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整个中队的犯人，已是没有不知道此事的了。”杨凡敬畏地笑道。

“根据每年的减刑惯例，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你关心这个干嘛？”

“当然是想减刑喽。”杨凡笑着回答道。

“你是什么时候投牢的？”

“我是一九九四年底。”

“现在是一九九六年初，由此说来，你的投牢时间仍不到两年。”

“是不是非要满两年不可呢？”

“那倒也不一定的。”

“那投牢时间长短与减刑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还是有的，比如说，投牢时间愈长，则减刑幅度就可能相对会大一些。相反，就要小一些。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