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第二次坐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来话长，我第二次坐牢是从一九八三年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地区的领导对老百姓说，要在地区大范围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大搞精神建设。为此，他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有一项叫做作诗比赛，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写诗，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为自己报了个名并呈上了一首最新创作的诗《满江红》。后来，我的那首诗被大赛评委会评为该地区第一名。”

“这是一件大好事呀，怎么又会与坐牢扯上关系呢？”

“唉，你有所不知啊！”

“是不是感到很难说出口？”

“那倒不是的。”

“那又是为何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天，我从地区行署领取头名奖状及奖金回到镇上后，邻居们认为这可是一件多年不遇的大喜事，为了表彰我为全镇百姓脸上争了光，提出应该学学古人打马游街三天，以示庆贺。也怪自己一时头脑发热，竟由着邻居们去胡闹，也就是我从地区行署领奖回来后的第三天，镇上的长老及邻居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套状元郎袍和状元夫人袍让我和我老婆穿上，由于当时一时找不到马骑，于是，就将两把竹制椅子分别捆绑在两根竹杠子上，然后我和我老婆分别坐在了临时制作的竹轿上由四名年轻力壮的男子抬着当真游起街来。那天，自发地跟在我后面一道游街的群众非常多，□□队伍也越拉越长，加上街道两旁瞧热闹的人，那气氛还真是蛮热烈的，据说，当时整个镇子已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

“看来，你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还是蛮好的嘛！”杨凡笑道。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古人说得好：乐极生悲。唉，真是乐极生悲啊！”

“又怎么呢？”

“这也怪我让得奖给冲昏了头脑，原来令我坐了十三年冤狱的那个人叫王先进，如今已当上了我们县公安局局长，他本来早就想找机会整我的，这次倒好，是我自己主动将尾巴伸给了他踩。果然，王先进命令镇上公安人员以聚会堵塞公共交通以及乱搞封建迷信活动和精神污染的罪名将我又关了起来。最后被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直关到今天仍有余刑三年。你说我惨不惨？”

“当时你上诉了没有？”

“上诉了。”

“难道上级法院也置之不理？”

“唉，你应该是知道的，上诉又有何用？”

“我记得一九八三年，是开展大规模严打的第一年，当年有许多本不该死的人都被枪毙了，即使没用遭到枪毙的人，也有相当部分被送去大西北尤其是新疆劳动改造去了。你的事之所以被判得这样重，我估计应该也与那次严打有关，对吧？”

“你说得一点没错，要不是镇上邻居及长老集体上访请愿，我这个条命差点就保不住了。唉，我这一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你有孩子么？”

“有两个儿子，不过，他们出生没多久，我就坐牢了。”

“你现在同他们还有联系么？”

“我坐牢没多久，老婆就改嫁了，所以，我两个儿子，实际上一直由他的后父抚养长大的。大儿子现在是自己在做生意，看来还不错，可能是听说我快要出监了，不久前，还特意给我寄来两千元人民币哩。”

通过这段时间来与王家胜的接触交往，杨凡明显地感觉到了王家胜身上所蕴藏的那只有诗人才具有的独特浪漫气质，此外，他的情绪也较常人容易出现大的波动，喜怒哀乐极容易流露于表面。可以想象，当他坐在竹轿里被人抬着并在众人簇拥之下浩浩荡荡游街时，那兴奋得近于忘乎所以的踌躇满志样子，以致时至今日，即使仍在狱中，重提当年的那段壮举时，仍会抑制不住来自内心的激动与兴奋。

王家胜还对杨凡说，近三十年的改造生活，真是风风雨雨，能坚持过来很是不容易。杨凡心想，三十年来，即使在外面社会上作为一名自由人类，活得也很累，很不容易，更何况身在高墙电网之下的监狱，活得一定是越发艰难。不过，王家胜并没有具体地对杨凡诉说他近三十岁来的漫长改造生活，而是有重点地说了一段有关他在狱中的恋爱史。

据王家胜说，十一年前，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要在队长的带领下，到女犯中队去，在其监仓的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日子一长，他认识了一名服装中队的一名女犯，名叫赵丽兰，当时，赵丽兰但任着中队的积委会主任，比较受女队长们的信任，所以，她的自由度相对比其她女犯要大得多。由于服装中队墙壁上共有十几条大型标语要写，自然要花的时间会更长，那时，王家胜才只有三十多岁，而赵丽兰则更年轻，只有二十五岁。在那些日子里，经常是一个站立在梯子上写，一个则站在地面上为其端着广告颜料，相互配合得很是默契，渐渐地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很快地双双坠入了爱河而难以自拔，当然，也可能他们俩压根就没想过要从中拔脱出来。总之，从此以后，白天，他们是胸怀爱的喜悦在一起愉快地干活；晚上，则各自早早地钻进蚊帐里埋头疾书，尽情地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第二天一开工，他们二人要做的首件事情，就是趁无人注意迅速交换情书，那情形犹如“地下工作者”从事情报交换时的紧张、迅速和隐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