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据你看，那名犯人是真的被活活打死的呢？”

“这个我不好说，不过，既然医生说其胸腔内有大量瘀血，至少可以肯定他死亡是与外力打击有直接关系。而且，据昨晚值班的监督岗说，那名犯人刚抬进禁闭巷时，他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捂在胸前，并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声。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显然他感到了其胸部十分的难受，换句话说，他很可能是被活活痛死的哩。”

“此事也不知道会如何善后哦？”

“这有什么难办的？在监狱里，像这种每年都会发生好几件，说不定再过几小时，那名犯人就已经被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不会怎么快吧？要知道他的家人还没有来见最后一面哩。至少要等他家里亲人来了，好有个交代吧？”

“杨主任，看来监狱里面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好交代呢？到时即使是他的父母来了，只需让从火葬场抓上一把骨灰让其带回老家供着就行了。甚至根本连那骨灰到底是不是他们儿子的也不用管它，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杨凡知道，监督岗所讲的话虽然难听，但基本上是实情。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想到昨晚死去的那位不知名的犯人，就这样在人世间匆匆而又匆匆而去，犹如生长于荒郊野外的一株小草一般，还没来得及尽情地享受大自然所恩赐的阳光雨露，就很快地枯萎夭折了，心中不免感到深深地惆怅。

2

改造的生活就像小溪里的涓涓细流一般，在缓慢地向前流淌着。

终于又一个月过去了，一天，高科长来到杨凡的资料室里，他告诉杨凡说，教育科准备把砖厂犯人王家胜临时调进图书组帮忙，又说，王家胜是一名在监狱里已度过近三十个春秋的老犯人，估计今年内可以出监了，由于王家胜曾多次要求想在出监之前调来建新学校图书组体验一下生活，如今经报请欧阳副监长同意，他的要求终于可以得到满足了。

其实，有关王家胜这个人，杨凡并不陌生，他现年四十七岁，曾多次来过《建新报》投稿，所以，彼此之间也算是比较熟了。由于他也写得一笔好字，又精通古体诗词的写作，能将他调来图书组，杨凡觉得确实能减轻自己不少的劳动负担。

大约过了三天，王家胜高高兴兴地来学校报到了。根据高科长吩咐，杨凡给王家胜的劳动任务是两项，一是协助自己应付监狱内所需各类宣传标语的书写及沾贴等任务；二是承担《建新报》第二版的编辑工作。王家胜对分配给他的此二项任务都愉快地接受了。

不过，时间长了，杨凡便渐渐地感到王家胜不愧为是一名已服刑近三十余年的老犯人，突出的一点，就是擅长于察言观色，他非常注意与带“长”字的人搞好关系。杨凡是图书组组长，他自然会很热情地主动与杨凡搞好关系。在监狱里，人们把这叫做“醒目”。

起初，杨凡对他的这种带有浓厚市侩味道的为人之道很有些看不惯，然而，时间一长，慢慢地也就淡化了，甚至认为他这样做人也许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了近三十年，而能够平安地存活下来，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想到此，杨凡也就渐渐地接纳了他，特别是当详尽地知道了他及他家的苦难历史后，两人最终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据王家胜对杨凡说，他第一次进来是二十八年前，那时他不只一次地亲眼目睹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被人抓去□□并挂牌游街的场面，他自己也受尽了左邻右舍的冷嘲热讽，那时他才十八岁。一次，有不少戴着红袖章的人，边走边高喊着口号来到他家，要把正在生病中的母亲再次拉去□□游街。起初，王家胜想以求情和讲理的办法，说服那些人念他母亲正生着病，不要斗她了，然而，无论王家胜如何哀求，结果仍然无济于事。王家胜感到又急又恼，情急之下，竟与那些人争论起来，最后甚至破口大骂起来了。据说是在吵嘴时不小心讲了几句对上面某人不敬的话，有人以此为把柄，把他打成为反动分子。结果一关就是六年。

“那那些人为何要□□你母亲呢？”杨凡有些不解地问。

“就因为我母亲曾经是“前朝”的一党员。”

“那你父亲呢？”

“我父亲曾担任过“前朝”的行署专员，他在50年代初就被抓去枪毙了。”

“在那个年代，像你这样的家庭背景，确实够你难受的。”

“那时候，你是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是如何过日子的，那真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苦难日子，我和我母亲天天过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母亲的工作被单位给开除了，而我则根本找不到一份工作，那时即使有工作，每人的粮食全都是定量供应的，仅能维持温饱而已，我们即使去讨饭，也没有一家肯给一口饭吃。因此，那时的那份苦啊，真正是苦不堪言。后来到了一九八○年我被无罪释放回家后，从邻居口中得知，自我被他们抓走之后，我那可怜的母亲因愤恨交加病得越发厉害了，最后是在病魔与饥饿中去世了。”王家胜说着说着，伤心的泪水禁不住花花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