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南京，曾经的六朝古都，曾经繁华的金陵，成了人间地狱。

第 11 章

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尤其是南京陷落后，我们的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

经常是我们正在上课，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我们不得已停了课。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快速藏起一些较为珍贵的物品，比如，热水瓶、笔记、书，然后，在轰炸警报声音的陪同下，跑到山上去。

这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的奔跑，有时候，只是地点发生一下改变，要么从学校跑，要么从宿舍跑。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正式攻打长沙。

同学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我们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

或许，这就是那时，中国青年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尽管，此时，我们手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这一路，由体格健壮、身体素质极强、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后来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而且，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次，我想挑战自己。

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一起报名。

这其中，有兄弟二人，年纪相差一岁多。

戴家老大很容易就通过了体检，老二第一次体检的时候，由于过分紧张，脉搏跳得很快，超出平均水平很多。

考虑到路上医疗条件太差，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但戴老二不甘心，申请了复查，后来终于通过，如愿成了步行团一员。

只是，我没能通过体检，医生看了看我的样子，很平静地说，“姑娘，你还在坐车吧。”

我只能无奈地告别步行团。

其实，所有女生，都是坐车的。

2月19日下午，在长沙圣经学院操场举行简单的开拔仪式后，由学生、教师、医生、临时招募的雇工335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出发。

原东北军师长，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的团长。

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着干粮袋、水壶和雨伞。还好，行李是由汽车运送，全当是生存训练。

出发前，全体队员注射了防疫针。

当我们终于再一次相见的时候，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他们说，步行团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他们二人在二大队二中队六分队，老大还是小分队队长。

除了学生，自愿步行赴滇的，还有11位教师，他们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这其中，有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他也是辅导团的主席。还有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这一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经历了很多艰难。

剩下的没有参加旅行团的师生，我们由另外两路入滇：一路经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进入云南，这一路，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这其中，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

另外一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入云南，里面包括了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

最终，愿意赴滇的学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团284人，后有学生加入，共288人。

湘黔滇旅行团路上的故事，我们都是听戴家兄弟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