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最终到达学校的时候，才发现，一些同学，甚至是教授，都显得很是狼狈。

他们或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到香港，再乘飞机或火车到长沙；或从北平乘火车到汉口，再至长沙；有些搭乘不上交通工具的路段，也是步行过来的。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

我的新学校，就这样开学了。

其实，这也是多方谈判的结果。

我们，只是享受着成果。

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这样的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有人说，这道出了三校联合内迁的本质：把国家的栋梁之才带到远离战火的地方，让他们免受战争的摧残。

只是，由于当时的建筑工艺尚不发达，湘江两岸往返的运输只能依赖船只。

其实，自从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清华大学就开始考虑南迁之事，到1936年11月正式动工，决定在长沙设立分校。但是，由于之前雨季的影响，建筑工期无法缩短，我们开学的时候，学校之前在建的校舍尚未竣工，而且，也不够用。

后来，还是教育部出面，学校与湖南省教育厅事先租得长沙城内韭菜园的圣经学院作为校舍。圣经学院是美国教会经营的，校园非常清净，教室内的桌椅设备也比较完备。但是，全校只有一座三层正楼，宿舍三座，无法容纳我们这么多的师生。

正楼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作为教室和实验室。

但，宿舍不够用，宿舍仅能作为单身教职员的宿舍。

当时，有很多人帮我们。

中央警官学校让出了陆军第四十九标的三座营房，这成为了男生宿舍。一座涵德女校楼房，这是女生宿舍，能容纳一千人左右。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无处安置，后来，他们只能在附近新盖的民房那边租了一个地方，但，里面没有床，他们只能在地板上铺上草，直接睡在上面，吃饭也在那边。

将就着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是有新的问题。

数十里外，南岳的圣经学校成为了分校校舍，能容纳文学院教职员30多人、学生约200人。

工科学生则分别在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南昌航空机械学校上课。理科实验设备，只能一部分则暂借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使用，一部分筹款购置。

我理科的同学说，他们到湘雅医学院上实验课，常常要步行半小时左右才能达到。

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开心，毕竟，有一块地方，依旧能让我们安心上学，这便是好的。

虽然设备简陋，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

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师生的精神风貌。那种难以用语言去表述的乐观，因为心中有光。

那时，图书馆很有限，但阅览室却座无虚席。如果去得晚了，会找不到座位。所有同学都如此勤奋。

尽管开学当天，就有日本飞机光顾，然后，接连的轰炸更是伤及市民。可是，我们不怕。也许是周围教授和同学们那种劲头，那种炮火中的淡然从容感染了所有人。

当时虽然困难，但我们还是正式开课。在苦难中坚持，我们所有人都做到了。

教授依然正常上课，我们的考试也正常进行。

那时，我们本来以为，长沙还算安全，是可以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可是，后来，我们却发现，这句话说早了。

逃离了北平之后，我们所在的长沙，也连遭日机轰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上海陷落了。

经过三个月的顽强抵抗，经过几十万军队的战斗，上海，终究是沦陷了。

不过，尽管没能守住上海，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他们速胜的既定计划，也被中国人打破。

可是，打破他们这个梦，用的，是我们的人命啊。

然后，是南京。

淞沪会战失利后，又开始了南京保卫战。

国民政府也已经迁到重庆。

南京，最终，也没能守住。

1937年12月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

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大屠杀。

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场噩梦，一场永远忘不掉的噩梦。

占领南京后，侵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

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后，无数同学红了眼眶。

中国人被当做活靶，成了日本人杀人比赛的工具；江边，一轮又一轮的扫射，在他们眼中宛如儿戏；无数女性，被侮辱，被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