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儿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衢。”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纮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麽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斥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複。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擡，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麽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洩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麽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麽在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麽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範围，着手準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準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閑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这麽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管人员，将前闸不时啓闭，走洩湖水，複有前弊。”

这麽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複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