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自己批準，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应天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应天巡按相当于省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力。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範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産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産，算得上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産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没什麽，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産，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的这一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麽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

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意思是，保龙成功的关键，还得靠领导重视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啓四年（1624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啓七年（1627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啓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啓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啓的弟弟朱由检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六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一十七名、余自怡三甲一百六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五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士绅们的备极辛劳、学子们的勠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麽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吶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