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麽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準备用新年号；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準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啓。

得，所有準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此时保龙运动的推动者汪应蛟已经回归朝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泰昌帝死后，他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引发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

朝里怎麽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间里，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1620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啓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啓元年（1621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沖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啓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麽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麽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从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蕩，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