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麽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麽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準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麽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麽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了。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注释】

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複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鈎。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

【注释】

海瑞：据《明史·海瑞传》等可知，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自幼丧父，靠母亲节衣缩食抚养成人，对百姓的贫苦深有体会。海瑞中举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谕，有御史来县学视察，一些学官想要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头大礼。海瑞则只是作揖而已，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不应该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为教谕、站在中间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磕头，正如一个“山”字，又像一个笔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笔架博士”的外号。海瑞升任淳安知县后，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赋税、杂役，减轻百姓负担。